如前所述，《通典》的史论，“说”和“议”占了较多的数量，而“评”也比“论”来得多。在杜佑看来，“说”、“议”、“评”同“论”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作这些区别；不仅如此，就是“说”、“议”、“评”三者之间，也有各自的界限，否则也没有必要作这些区别。那么，“说”、“议”、“评”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杜佑在《礼典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的文末自注曰：“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议”、“评”的真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段引文的本义来看，杜佑所谓“说”、“议”、“评”是属于三个层次上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的深奥含义；议，是议先儒的“未明”之义；评，是评“先儒”所据之理的优劣。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鲜明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
关于“说”。《通典》的“说”，约有十七八首，都分布在《礼典》之中，故其所要阐说的经典的深奥所在，也都是关于礼的制度的。如《礼典五·沿革五·吉礼四》在讲到祭社稷之礼时，指出：“王者诸侯所以立社稷者，为万人求福报功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诸说之中，杜佑赞同郑玄注据《孝经》的说法，认为“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谷之神”。但杜佑又说：“今按，本无正神，人感其功，欲美报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谷之长故也。”杜佑对祭社稷之礼，作了清晰的和唯物的解说。又如《礼典十六·沿革十六·嘉礼一》在讲到冠礼时，杜佑不同意“天子无冠礼”的说法，他引证《大戴礼·公冠》“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的话，证明天子也行冠礼。他进而指出：“自天子至于诸侯，非无冠礼，但因秦焚书，遂同**灭。其周制《士冠礼》颇备，王者时采行焉。”其余诸“说”，亦多类此。
关于“议”。《通典》的“议”约二十首，分布在《职官》、《礼》、《刑》、《州郡》诸典，以《礼典》为多，这比“说”的分布显然要广泛一些。从“议”先儒之义所“未明”的宗旨来看，《通典》的“议”在很多方面是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或是对前人见解的批评。《职官四》在讲到丞相、仆射的名实时，杜佑简略地考察了丞相、仆射职守的由来和演变，然后结合唐代开元以后，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即不具有丞相之实，于是指出这不合乎仆射之职的原意：“安有仆射因改丞相之名，都无丞相之实，而为百寮师长也？”《礼典八·沿革八·吉礼七》在讲到古代祭尸礼时，杜佑批评主张演习、恢复祭尸礼的人是“是古者”，是“甚滞执者”，是守旧的表现。他指出：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这段话表明：第一，中华与四夷的差别，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而在古代，这种差别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第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三，历史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因此不应当再去恢复已被革除了的“鄙风”陋俗。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的民族观、朴素历史进化史观以及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之关系的认识。《礼典三十·沿革三十·嘉礼十五》在讲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宣政殿大臣读时令一事时，杜佑指出：“读时令，非古制也。自东汉始焉，其后因而沿袭。”他引用《周礼》中的《天官·太宰》、《春官·太史》及《礼记·玉藻》以证己说，并证明前人关于“元日受朝读令”的错误理解，等等。杜佑的“议”，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关于“评”。《通典》的评，大多是对于礼制中的某一制度而发，比之于“议”，更加具体、细微。但也有特例，即从宏观方面对历代制度进行评论的。在《选举典六·杂议论下》卷末，杜佑总结了历代选拔人才制度上的得失，而特别指出了魏、晋、宋、齐、梁、隋等朝“风流弥扇，体非典雅，词尚绮丽，浇讹之弊”的危害；唐开元、天宝之际，“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记”所造成的“重设吏职，多置等级”的弊端；以及隋文帝时，选拔人才，尽归吏曹，“诠综失叙，受任多滥”的局面。杜佑最后提出：
凡为国之本，资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这篇评论，实在是一篇关于如何选拔、任用人才的大文章，而上引这段文字，尤其集中反映了杜佑在人才同国本与官政之关系上的认识，以及他关于改革吏治的逻辑思考和具体主张。
说、议、评还有交叉，有时说与议中也包含有评，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