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典》之宏观考察的逻辑方法

唐代有两部历史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极负盛名，一是刘知幾所撰的《史通》，一是杜佑所撰的《通典》。《史通》着意于对史学活动的反省，意在做出评论和总结；《通典》则注重于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意在推动史学的经世致用。刘知幾和杜佑分别生活在唐盛世和唐中叶，他们的历史撰述以不同的风貌和成就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

杜佑的《通典》跟它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较，在史学方法上有很大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讲到研究方法，这让我们想到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恩格斯在讲到对经济学的批判时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二者是一致的。他说：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80]

恩格斯在这里所阐明的，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思想进程的一致性的原则。然而，就历史家个人（当然，也包括其他任何个人）来说，其认识能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则是千差万别的。从唯物的角度和从唯心的观点出发的歧异，对历史上思想资料积累和继承的多寡，以及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吸收的程度，积累和继承的程度，等等，都可能造成这种差别。这种差别，毫无疑义地要表现在历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历史的方法上。

《通典》问世以前，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莫过于《史记》和《汉书》。因此，考察《史》、《汉》的史学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通典》的史学方法究竟在何等意义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启发的。司马迁在谈到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时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81]

这里说的纪、表、书、世家、列传，反映着社会历史的五个方面，也是《史记》一书的五个层次。在司马迁看来，他所制定的纪、表、书、世家、列传，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的，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司马迁所提出的逻辑和客观历史进程是什么关系呢？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了一致呢？可以认为：《史记》写了大量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写了政治、经济，写了天文、地理，写了有关的制度；其中，有许多是光辉的篇章，也有不少卓识。但是，从它的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个方面或五个层次来看，还不能说它基本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当然，这五个部分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但这种联系毕竟不同于客观历史进程中的那种联系。

班固断代为史，撰写《汉书》百卷，他的方法是：

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按：以上指帝纪、《百官表》及《诸侯王表》）。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按：以上指《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按：以上指《地理志》、《沟洫志》、《古今人表》及《郊祀志》）。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按：以上指《艺文志》和人物列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按：以上是说《汉书》文字的典雅和内容的宏富）。[82]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逻辑方法，即首叙帝、王、百官，天文、五行、律历次之，地理、沟洫、郊祀又次之，艺文又次之，末叙各种人物。班固提出的这个逻辑，同样也没有反映历史进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就是班固在表述他的逻辑方法时，好像比司马迁表述自己的逻辑方法更清楚一些，而这主要表现在班固对《汉书》十志的作用的认识上。

《史记》和《汉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一要求来看，从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学方法来看，证明它们还处在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成长时期的史学著作。

《通典》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它的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能够继承的历史上的思想资料，所能够接触的当时的社会思潮，都比马、班时代广泛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这些，都会反映在杜佑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上，反映在他研究、撰写历史的方法上。

先从宏观方面考察。杜佑明确地指出：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83]

杜佑的这一段话，是用大手笔勾画出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在杜佑看来：应当通过教化去达到“致治”的目的，而“教化”则应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出一套选举办法和职官制度；礼、乐、兵、刑，乃是职官的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因此，作者在《通典》中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制度和职官制度，礼、乐制度，战守经验，刑罚制度，最后论述地方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了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作者这一研究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点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杜佑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84]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根据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资料的片断而已。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杜佑之前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前人的这些思想资料，并把它们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仅此而论，杜佑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方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8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科学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们是不可能提出的。但是，在中国哲学史和史学史上，唯物史观的萌芽是早就存在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杜佑已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本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通典》一书以“食货为之首”的见识和方法，是中国中世纪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86]的天才尝试。杜佑虽然从他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某些思想资料，但他对它们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本来只是某些思想片断，而在杜佑这里却成了一种历史观点和史学方法，成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取得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达到的思想成果。

诚然，这一新的思想成果，与其说是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历史观史的必然产物。《通典》以“食货为之首”的思想和方法，无疑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唐代自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不仅政治上从极盛的顶点跌落下来，社会秩序极不安定，而且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国家财政十分窘迫。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盛唐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诗人在他们的著述、作品和言论里都有强烈的反映。而整顿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则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讨论经济问题的学者纷至沓来，相继于世。其中，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87]。刘晏的理财，“常以养民为先”[88]。杨炎倡议和实行的两税法，以及朝廷围绕两税法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是唐代经济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陆贽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跟杜佑很相近，他认为：“建国立官，所以养人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89]。这些政治家的经济改革活动和经济思想，都是当时的历史现实的产物。而这样的历史现实、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启迪着杜佑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是否可以这样说：杜佑在《通典》里以“食货为之首”，正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通典》之所以在根本点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通典·食货典》以下所叙各门来看，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很显然的，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之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杜佑认为，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各门中，职官制度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了这一点。选举制度是为职官制度服务的；而礼、乐、兵、刑等则是各级官吏代表最高统治者行使的几种职能，这些职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一是刑罚，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州郡，需要各级官吏“分领”；边防，也需要各级官吏处置，这是实施上述各种职能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由此可以看出，杜佑所叙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大致有三个层次：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这三个层次，把当时国家机构在政治领域的几个主要方面都论到了，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卓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