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食货典》以下其余的八门中，职官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这一点。“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的教化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此即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显然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而职官居于核心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对封建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职能的认识。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总之，杜佑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不论其自觉程度如何，是体现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前人的成就，从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备，史学家有可能进行系统的总结。此外，前人的思想资料、时代要求的启迪、他本人的学识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现在，我们再从微观方面考察。杜佑《通典》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一方面是用大手笔勾画轮廓，另一方面是对每一领域做细致的解剖，而于后者也同样略见其逻辑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历史同逻辑的一致。以《食货典》而论，它共包含十二卷，即：（1）田制上；（2）田制下，水利田，屯田；（3）乡党，土断、版籍并附；（4）赋税上；（5）赋税中；（6）赋税下；（7）历代盛衰户口，丁中；（8）钱币上；（9）钱币下；（10）漕运，盐铁；（11）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12）轻重。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体系。作者首先叙述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当时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次，叙述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组织；再次，叙述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为基础的赋税制度；然后，叙述历代户口盛衰，这关系到劳动人手的多寡和赋税的数量；最后，叙述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价格关系等。这样一个逻辑体系，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研究社会经济的几个层次：从基本的生产资料出发，依次叙述劳动组织形式、赋税关系、人口关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关系。在这里，作者研究问题的逻辑方法，跟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因此，可以认为：“《通典·食货》门，从生产论到流通，从土地关系论到一切社会经济关系，这种逻辑体系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中的基本问题的。”[90]这又体现出杜佑的卓识。

然而，杜佑的这种卓识，并不仅仅限于他对“食货”所做的剖析，在《通典》其他各典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职官典》二十二卷：首先，论历代官制要略（第一卷），然后，分别论述三公、宰相、尚书、御史、诸卿、武官、东宫官属、王侯封爵、州郡、散官（第二卷至第十六卷），最后，论禄秩和秩品（第十七卷至第二十二卷）。作者从京官论到外官，从职事官论到散官，从禄秩论到秩品，逻辑体系十分严密。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即便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领域里，也是采用鸟瞰全局和剖析局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他论宰相，首先是把这个官职放在整个职官的全局中加以考察，然后才对这一官职进行细致的分析。而进行细致分析的时候，则是层层推进，条分缕析。如作者在《宰相》条下，列子目“门下省”、“侍中”、“中书省”、“中书令”；进而于“侍中”之下又分细目“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补阙”、“拾遗”、“典仪”、“城门郎”、“符宝郎”、“弘文馆校书”等。作者用这种研究方法，把历代职官制度剖析得清清楚楚，洪纤无失。《通典》全书除《兵典》外，其他各典，亦多类此。

总之，不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来考察，可以说《通典》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作者观察和分析历史，特别是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所取得的成果。对于这个成果，当时人的评价是：“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91]“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92]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但这里说的“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渚掌”、“诞章闳议，错综古今”，却都不失为中肯的评价。通过上面的分析，是否可以认为，杜佑研究历史，并不是按照某种传统的思想模式来铸造历史；恰恰相反，他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撰写历史。虽然他也照例要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但跟他的那些杰出的前辈或同辈比起来，他毕竟又朝着历史的真实向前跨越了一步。因此，可以进而认为，杜佑《通典》所反映的逻辑体系，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杜佑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至唐代中叶已臻于完备，这就为历史学家进行系统的总结提供了可能。诚如近代史学名家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93]对这样的文物制度做出总结，并考镜源流，厘清脉络，阐明得失成败，本是历史提出的课题。其次，杜佑的历史见识，是他能够完成这个课题的主观条件。李翰说杜佑“雅有远度，志于邦典，笃学好古”，是“聪明独见之士”[94]，这当不是凭空吹捧的谀辞。《旧唐书·杜佑传》谓：杜佑“敦厚强力，尤精吏职”；“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要之，宦途的实践，渊博的学识，对史学的兴趣和时代的责任感，是造成杜佑这种历史见识的内在因素。再次，前人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同时代的一些政治家、史学家、学者的思想的启迪，是杜佑获得如此成就的又一个原因。最后，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动乱，尤其是国家财政收入日益窘迫的现实，把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杜佑，推到了他应当占据的位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