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重论议。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第三个特点。所谓“论议”，即《通典》所记历代“群士论议得失”，具体地说，就是“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以及当朝人的许多言论，当然，也还包括作者本人对一些史事所做的评论。这个特点反映出《通典》在记事、记言的结合上所取得的成功。对此，一般评论《通典》的人都不曾有较多的注意，而章学诚则十分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69]

这里，章学诚以《礼典》为例，评论了杜佑对历代博士经生的论议在编纂上的处理，认为这是一种记言、记事的“变通之法”，并且收到了“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的效果。章学诚举出《礼典》为例来说明《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这一特点，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礼典》中的论议篇幅集中，分量最大，共有二十余卷，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是《礼典》占《通典》全书半数，举此一门，可窥全书。

《通典》的重论议，在具体表述上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有关卷后集中记述“群士论议”；二是在同卷正文中，记制度沿革与录“群士论议”杂而有之；三是在同一卷中，以正文记制度沿革，而多以注文录“群士论议”，附于有关的正文之下。

第一种形式，如上文说到的《礼典》，在六十五卷的历代沿革礼中，吉、嘉、凶三礼之后所附博士经生的论议占了二十余卷，即属此种形式。另外，如《选举典》共有六卷，前三卷叙历代选举制度，后三卷则集中记历代之“杂议论”；《刑典》凡八卷，前三卷叙历代刑制，中问二卷记历代“杂议”，后三卷记述几个方面的案例，其中也有不少论议；等等，亦属此种形式。这种论议形式，所论问题比较集中，又都以时代顺序连属成篇，在一定的程序上具备了“史”的特征。譬如《选举典》的第四至第六篇，是为“杂议论”上、中、下三篇，所录皆历代有关“选举”的论议。上篇记齐景公时晏婴、西汉哀帝时王嘉、东汉光武帝时韦彪与张衡、西晋李重义、齐王俭、梁沈约、北魏高祐、后周乐逊、隋李锷等人的论议奏疏；中篇和下篇记本朝人的言论，始于太宗初年而讫于德宗初年，其间包括高宗、武后、玄宗各朝许多人的言论。以《选举典·杂议论》三篇与《选举典·历代制》三篇相配合，恰是同一种制度的两种历史记述方法，可收互相补充、发明之功。

第二种形式，如《食货典》一至二，叙历代田制，分为上、下篇。其上篇（《食货典·田制上》）在叙宋、魏以前田制时，则以战国孟轲，西汉贾谊、晁错、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东汉荀悦、崔寔，西晋石苞，刘宋羊希，北魏牟安世等人的有关言论、奏疏，分别记于其间。这种论议形式，把有关议论同制度沿革结合在一起，使言与事相得益彰，清楚地阐明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和变革的原因。

第三种形式，这是在对有关正文所作的注文中，采辑群士论议。如《职官典》之叙“宰相”的缘起、职责、因革变化，在讲到秦初有左、右丞相时，注引荀悦的话，说明“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的历史原因；在讲到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钱六万”时，注引文帝、周勃、陈平君臣问对，而以陈平的话说出了丞相的职责不在于掌握“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这样一些具体数字，而在于“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在讲到汉哀帝“复罢大司空”时，注引朱博的奏议，说明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在讲到唐代“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时，注引太宗对侍臣的谈话，指出“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唯置敕行文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以后，诏敕疑有不稳，必须执之”[70]，强调了宰相责任的重大，批评了“阿旨顺情”的作风，等等。这些在注文中所引述的论议，对阐明和诠释正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71]。

以上所举三种论议形式，从内容上看，都是《通典》作者采辑历代“群士论议”，所论大多是历史上典章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外，《通典》中还有不少论议，是作者本人撰述的，综其名目，有序、论、说、议、评、按等。这些史论，散见于《通典》各门各卷之中，成为提挈全书的纲领。从内容上看，则多着眼于从政治上总结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的历史阐发作者的见解和主张，反映了作者撰述《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以及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从编纂上看，它们还表现了作者对史论的灵活运用，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可见，《通典》中作者自撰的这一部分论议，是尤其重要的，详见本章第四节。

总之，《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阐述原委、指陈得失，是它在历史编纂上的显著特点和重大创新。这一创新工作，开拓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意义极为深远。宋初，宋白、李宗谔续杜佑书，撰《续通典》二百卷，讫于五代周世宗[72]。南宋，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但未成书[73]。宋元之际，马端临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而他或“效《通典》之成规”，或“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或增《通典》元（原）未有论述之内容[74]，撰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清代，又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作。这些情况，说明《通典》在历史编纂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通典》在历史编纂上也是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典》的繁复，一是《兵典》的破例。这两点，前人已经指出，而且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不过，即便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像前人那样对《通典》作者作简单的指摘，而应做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中肯地指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缺陷。

《通典·礼典》凡百卷，前六十五卷为“历代沿革礼”，分叙吉、嘉、宾、军、凶五礼；后三十五卷为“开元礼纂类”，亦以吉、嘉、宾、军、凶五礼叙之。尽管作者申明“沿革篇”不同于“开元礼”[75]，但其在编纂上终究不免失于繁重，故后人多所诟病。

同时，由于《礼典》占了《通典》全书的半数，不仅使各门之间在比例上过于悬殊，而且因为《礼典》受内容和性质所限，这不能不影响到《通典》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社会价值。当然，杜佑在《通典》中升《食货典》为第一门，降《礼典》、《乐典》于《选举典》、《职官典》之下，这样的编次，反映了他的卓识。同时，他对“礼”的看法，也颇值得玩味。他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76]这跟史家对“礼”的传统看法，如“《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77]、“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78]等，虽无本质的区别，但在轻重缓急上还是略有不同的。按照传统的看法，礼是跟天、地、人有关系的。而杜佑认为，五礼之中，其实只是吉礼跟天、地有关系，其他四礼（嘉、宾、军、凶）都跟人事有关系[79]，这就透过“礼”的神圣的面纱而更多地看到它的真面目。这也是杜佑的卓识。然而，杜佑毕竟不可能越出“礼”的樊篱，以致竟以一百卷的浩繁篇幅撰述“历代礼”和“开元礼”，这说明他对于“礼”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看到，杜佑在《通典·礼典》中，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伦理规范和道德信条的繁文缛节，跟他在《通典》的其他门类里，指陈历代典制得失、纵论他们的“理道要诀”相比，格调是太不一致了！总之，杜佑不可能不讲“礼”，《通典》不可能不写《礼》；但这样讲“礼”，这样写《礼》，同杜佑“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目的虽不完全相悖，但也不尽吻合。

《通典·兵典》不记历代兵制而叙用兵之道，这从全书体例来看，是一个破例。杜佑这样处置《兵典》，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造成了全书在体例上的不完全一致。不过，《兵典》的破例如若说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一个缺陷的话，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必要叙用兵之道，而是指他没有能够把历代兵制和用兵之道统一在《兵典》当中，是否可以设想：《兵典》首以数卷篇幅记历代兵制沿革，而后以较多篇幅叙用兵之道，以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之效。从《通典》各门内容来看，杜佑是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实在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