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主会通。《通典》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书志，它跟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书志大多只记一代或数代典制，属于典章制度的朝代史；而《通典》则将历代正史书志融会贯通，撰成一书，成为典章制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汉书》至杜佑《通典》问世以前，六七百年间，史学有了很大发展。从历史编纂上看，这个发展主要表现在一个个朝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对此作了总结。可是，这期间的通史著作，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通典》的问世，打破了通史撰述上的沉寂局面。从班固到杜佑，在关于通史撰述问题上，是沿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发展下来的。所谓“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完全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它应包含着发展和前进。《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继承了《史记》等通史之“通”的传统，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又都有新发展，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通史撰述的新格局。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是看得很重的。他说：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66]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67]

章学诚提出的这四部通史书，唐、宋各占两部，而以《通典》为最早。他说《通典》“以典故为纪纲”，“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这就指出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对这一主要特点，近人梁启超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68]

“正史”书志源于古代礼书，梁启超说书志“导源于《尚书》”是不妥帖的。但梁启超所说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的论点，无疑是很中肯的。他认为《通典》恰是“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卓然自成一创作”的历史撰述的看法，当然也是正确的。

《通典》“以典故为纪纲”、“统前史之书志”而又有“会通古今”的特点，在历史撰述上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旧唐书·杜佑传》在讲到《通典》的时候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这里连用两个“大”字，可以使人想见，《通典》的问世，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诚然，《通典》的“会通古今”，无疑是继承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的余绪，这是很可贵的。然而更可贵的是，《通典》“以典故为纪纲”，开创了撰述通史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