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立分门。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关于这个特点的由来，《旧唐书·杜佑传》有简略的说明：“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所谓“分门”，亦即后人评论《通典》时常常说到的“分类序载”[58]，“每事以类相从”[59]，“搜讨类次”、“分门起例”[60]，“撰述取法乎官礼”[61]，等等。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刘秩《政典》是一种“分门书”。而李翰《通典》序说《通典》“凡有八门”，后来杜佑《进〈通典〉表》自称“书凡九门”。这个事实说明，从“分门”这一特点来看，《通典》无疑是受到《政典》的启发的。

《通典》的立分门固然会受到《政典》的启发，但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历代正史书志的启发。换言之，与其说《通典》源于《政典》，毋宁说它源于历代正史书志。章学诚说《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好像是分别从内容和体裁来说的：从内容上看，“统前史之书志”；从体裁上看，“撰述取法乎官礼”。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看法要明确得多，认为《通典》是一部“统括史志”的撰述，是“史志著作之一进化”。这个论点，打破了五代以来人们关于《通典》和《政典》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揭示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真正渊源[62]。

《通典》源于历代“正史”书志并有所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会通方面的“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而且表现在分门方面的因革损益。指出这一点，对认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就是有意义的。“正史”中的书、志，从纵的方面来看，它是史学家对典章制度史的记述；从横的方面来看，它是史学家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方面的认识和概括。这种认识和概括的广狭和深浅，往往反映了史学家的见识水平。

《通典》共立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若以其与“正史”书志相比较，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内容；第二，《通典》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其所以出现这两个变化，是因为《通典》的作者更注重那些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所致，是他贯彻自己确定的宗旨“征诸人事”的结果。（详见下表）

续表

正因为如此，《通典》较之于以往“正史”书志来说，也就更接近于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及国家职能。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此表是“正史”书志分目与《通典》分门对照简表，可资比较、研究。

有的研究者认为《通典》不列“艺文”或“经籍”一门，是其“缺陷”之一，而“这一缺陷在他的后人郑樵、马端临手中得到弥补”[63]。我们今天看待《通典》的历史编纂，似无必要从这个角度去找它的“缺陷”。因为杜佑撰述《通典》，刻意于“法制”，用力在“政经”[64]，旨趣是“将施有政”，经世致用，而不在探究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艺文”、“经籍”固然重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也确是学术文化史上的名篇。但诚如马端临所说，“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65]，人们不能要求《通典》一定也要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否则便是存在“缺陷”。至于《通志》作为社会的通史，《文献通考》作为文献的通史，它们分别论列“艺文”和“经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