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6]。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记事，以时间为脉络。纪传体史书实为纪、传、志、表的综合，而以替大量的历史人物立传为主体。《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在杜佑开始撰《通典》之前二十多年，刘知幾之子刘秩于开元末年“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7]。这书在“分门”上，对《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启发。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则是“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8]，“正史”的书志和《周官》对《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启示。不过《通典》的分门立目，既不模仿《周官》，也不因袭“正史”书志。同后者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经籍）方面的内容，二是增加了选举、甲兵、边防三个门类。这反映出作者对于人才选拔、用兵之道和民族关系的重视。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一是重视论议。《通典》以“典”跟“通”相连，表明了作者的会通之旨。马端临评论《通典》，说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9]。章学诚称它是“以典故为纪纲”的通史，是“史部之通”达于“极盛”的唐宋时期的最早著作[10]。这都是说《通典》在会通方面的特点和成就。《通典》重视论议，包括它详载历代“群士论议得失”，也包括作者对史事所做的许多评论。《通典》的论议，主要目的在于讨论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记言、记事的结合上也有新的创造。章学诚举《通典·礼典》为例，指出：凡“博士经生，折中详议”，“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11]。还有一种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叙典章制度与记“群士论议”杂而有之。第三种形式，是把“群士论议”附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这反映出了作者对“群士论议”的轻重和处置是有所区别的。《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论议，有叙、论、说、议、评、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见解，它们在本书中的价值比“群士论议”更为重要。其中，“说”、“议”、“评”也各有不同的含义[12]，表明了作者在对待历史评论方面的认真和严谨。

要之，《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杜佑卓越的史识，固然反映在《通典》撰写方法的成就上，但这仅仅是从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话，那么，杜佑的卓识，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历史撰述的旨趣上。

为《通典》作序的李翰[13]，因为“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可以说是深得《通典》要旨的第一人。李翰说：

在李翰看来，杜佑撰《通典》，绝非为了追求广见博闻，高谈阔论，为史学而研究史学；反之，他是为了“经邦”“致用”而撰述《通典》的。“度其古”是为了“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最后还是要落实在“举而行之，审如中鹄”上。因此，《通典》跟一般的“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迥然不同。此即李翰所窥见的《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

当然，考察一部史书的旨趣，更重要的还要看作者撰述的目的。杜佑撰述《通典》的目的，在《通典》自序、《上〈通典〉表》以及他后来撰写的《理道要诀》自序、《上〈理道要诀〉表》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在《通典》自序里，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几句话，集中地反映了《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撰述旨趣，着重指出两点：第一，《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多属空泛言论，“罕存法制”，使人不得要领。第二，历代前贤论著，大多是指陈“紊失之弊”，往往缺少“匡拯之方”[15]。因此，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须“探讨礼法刑政”[16]，仅仅停留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谏”上是远远不够的，要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17]。杜佑的这些看法，贯穿着一个主旨，就是“理道”。他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三十三篇（一说三十二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18]。《理道要诀》可以认为是《通典》的“简本”或缩写本，杜佑用“理道要诀”名之，可见他撰述《通典》的主旨本在于此。说“《通典》的精华就是‘理道’的‘要诀’”[19]，可谓切中肯綮。

杜佑说的“理道”即“治道”，同李翰《通典·序》说的“经邦”“致用”是一致的。李翰自称“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当是实话。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像杜佑这样明确地宣布其历史撰述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现实“理道”服务的，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几乎还不曾有过。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杜佑以前的史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历史撰述来反映客观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给人们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还没有明确地表明是要用它来“经邦”“致用”。杜佑不赞成前人“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20]的撰述宗旨，把历史撰述跟“理道”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对史学作用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当然，这绝不是说杜佑以前的历史撰述是脱离现实、不为现实所用的。恰恰相反，《春秋》以下的任何一部史书，都是和现实有密切联系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所用的，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汉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在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方面，唐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在总结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方面，都有比较深刻、系统的见解；《史记》、《隋书》分别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特别是《隋书》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是有直接的影响的[21]。杜预说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22]；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唐初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说“多识前古，贻鉴将来”[23]等，都包含着要以史学为现实和将来所用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在史学上是很多的。那么，杜佑在把史学和现实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比起他的前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从认识的自觉程度来看。杜佑宣布他撰《通典》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理道”服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较高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之认识的一个飞跃。第二，从撰述的内容来看。杜佑对“术数之艺”、“章句之学”，“文章之事，记问之学”，都没有很大兴趣。故《通典》一书“不录空言”，专事“探讨礼法刑政”；“事非经国礼法程制”者，不录。这样，《通典》在内容上就突破了“规谏”、“劝诫”的窠臼，更讲求实际，其所叙历代典章制度，多与现实有直接联系。这是杜佑不同于他以前的史学家的又一个重要之处。

诚然，杜佑以史学著作“理道”、“施政”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并不是他思想上固有的模式，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生活在唐中叶的变乱时期。从玄宗后期起至宪宗末年，朝政的紊乱，朝廷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藩镇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斗争，是这时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征。由于变乱的不断发生，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中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则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特征。唐中叶变乱的转折关键是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而其影响所及，则终唐之世。然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变乱，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唐时期，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踵而至，形成了继唐初之后又一个人才高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政治家如陆贽、李吉甫、裴度，军事家如郭子仪、李晟，理财家如刘晏、杨炎，思想家和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等。他们大多是一些思想进取、锐意改革的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一般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杜佑和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一样，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而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24]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也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同好或共鸣。史称：理财家刘晏力主“富其国而不劳于民”[25]，“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26]。政治家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对“理道”、“理兵”、“足食”有许多切中时弊的建议，他的“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27]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柳宗元、刘禹锡都是“永贞革新”的积极参加者，这次革新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柳宗元的政论、史论、杂文和其他撰述，都贯穿着“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28]的宗旨。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写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9]白居易的这种文学思想，无疑也是中唐时期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李吉甫当国，史称其“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他撰的《六代略》、《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和《百司举要》等书，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30]。清代学者孙星衍说李吉甫主要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所著诸书“悉经世之学”[31]，是很中肯的。上面所举这些事实证明，在唐代中叶，倡导并致力于经世之学者，绝非三两人而已；经世之学，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倾向。而杜佑正是这种倾向在史学领域的先驱和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