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史——《通典》(1 / 1)

第一节 杜佑所处的时代和《通典》的宗旨

一、杜佑所处的历史时代

杜佑所撰《通典》一书,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重点之一。

杜佑所处的时代,唐代盛世已经结束,唐代历史转入步履艰难的中期。唐代中期,按照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起,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止,首尾共七十八年的历史[1]。杜佑的一生,大致上是跟他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相始终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经历和他的撰述活动,都极其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唐代历史从它的盛世转入它的中期,一个基本的历史特征是:社会的比较安定被社会的急剧动乱所代替了。唐中叶的社会动乱,表现在各个方面: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造成了朝政的紊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政治风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朝政的紊乱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膨胀,造成了朝廷和地方的矛盾与对抗;由于朝政的紊乱和边远地区将领的贪功求赏,一再挑起民族纠纷,造成了民族关系的严重不和与武力对抗。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而引起的连年战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流离失所,等等。

唐玄宗是个“半明半昏的皇帝”[2],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先天元年至天宝十五载,712—756年)中,前期他可以说是比较开明的皇帝,后期就转变成一个昏君。玄宗前期,先后担任宰相的有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司马光说:“(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这说明玄宗早年注意选贤任能,也说明他这时还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可是,这种情况,在玄宗末年便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从玄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开始的。

李林甫是个权欲很盛的野心家。他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任命为宰相后,其全部心术都用于“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他甚至召集诸谏官训斥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像这样一个奸佞小人,竟能受到玄宗的信任,“悉委政事”,使他执掌朝政十七年之久,酿成了许多乱子。玄宗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还任用了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一个在政治上奸邪、诡诈和残暴都毫不逊色于李林甫的人,而他的贪财又是李林甫所不及的。史载:“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缣三千万匹。”

唐玄宗在用人方面的轻率、荒唐,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安禄山这个政治野心家的一味扶持和纵容上。安禄山本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的一名捉生将,因战功而屡被提升。天宝元年(742年),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又兼任范阳节度使。此后,他用种种手段骗取唐玄宗的信任,同时不断挑起同契丹、奚族的矛盾,以牟取“战功”。这样,他在天宝十载(751年)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逮至玄宗天宝末年,“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其叛乱迹象,已很明显,而玄宗却“益亲信”之,甚至还加封他做宰相。这时,离安禄山发动大规模叛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足见玄宗昏庸到了何等地步。

唐玄宗的由明转昏,还突出地表现为他的个人生活日益走向极度的享乐、腐败。尤其是天宝四载(745年)杨玉环入宫以后,玄宗更加沉湎于极度的享乐之中,他不想过问朝政了。因此,他对宦官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玄宗统治后期,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而这种矛盾常常因为边将的邀功求赏和玄宗的昏聩而不断加剧。安禄山多次用卑鄙的手段引诱契丹和奚,杀死其酋长,坑埋其部众,动辄数千人。安禄山为了邀功,为了发泄私愤,不断地挑起跟契丹、奚的战争,破坏了唐与契丹、奚的正常往来和联系。唐中期以后,国内各民族间的不和,以至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多是此种原因造成的。

以上这些,只是玄宗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的唐代社会的几个剖面。随着事态的发展,唐中叶的动**如急风暴雨终于降临了。这就是天宝十四载开始的,为时将近八年的“安史之乱”。随着两京(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的陷落,玄宗西走四川,肃宗灵武继位,唐官军克平两京,击败叛军,整个北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和破坏之中。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一月,当叛军尚未平定,北部中国大地还在呻吟、颤抖之际,唐玄宗以“上皇”的身份回到长安,说了这样一句话:“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然而,此时的唐皇朝正经历着空前的劫难;此时的北部中国,已经完全不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那番景象了。人民被屠杀,被迫流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皇朝的财政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安史之乱”中,东都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后来,又因“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而自丧乱以来,“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挪穗以给官军,宫厨无兼时之积”。关中和洛阳一带如此,那么战乱较少的江浙地区又如何呢?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宋州刺史刘展叛乱,肃宗命田神功将平卢军平定刘展叛乱。平卢军在江淮大掠民财。史称:“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同年,“江、淮大饥,人相食”。

面对这种生产破坏、财政窘迫的局面,唐朝统治者还是尽最大可能地搜刮人民。一种是铸钱币。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肃宗接受第五琦的建议,铸“乾元重宝”(“乾元钱”),以一当十。第二年,又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重轮钱”),一当五十,以此作为俸禄,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另一种搜刮方法是“税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即有地有苗者税之,并美其名曰“公私咸济”。还有一种搜刮方法,是行所谓“什一之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畿内麦稔,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结果又是“民苦其重,多流亡”。其结果自然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杜佑开始了他的《通典》撰述。

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话,在他当时对于总结以往史书编纂来说,大致是不错的;若是用于对史书编纂的前瞻,则并不妥帖。中唐时期,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便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从而突破了刘知幾的理论概括,成为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名门。唐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佑之孙杜牧诗云:“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4]这都说明杜佑家族地位的显赫。杜佑不足二十岁时,以“荫补”入仕,至七十八岁致仕,近六十年宦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其间,他以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首尾十四年;以生命的最后十年历任三朝宰相的职位最高。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历时三十六年,成此巨制。唐宪宗在批准其请求致仕的诏书中称他:“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5]这是对他的器局、政绩、人品、学识都作了评价。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获得重大历史影响的成就,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罕见的。《通典》这部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