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通典》一书各部分内容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兹撮述其要点如下：

（一）经济思想方面。杜佑经济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他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他在给卷帙浩繁的《通典》所写得极其简短的序言中，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经济思想和《通典》在编次上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意图，序言末强调了“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尤其显示出他对序言中所写的这些话的高度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杜佑的这种认识和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对建筑在其上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32]这种评价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杜佑是中国古代史家中第一个达到这种成就的人。其次是《通典·食货典》的逻辑体系，反映出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各部门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本上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程度。如果说以上这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认识上的价值的话，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反映了杜佑经济思想在实践上的意义，即第一，谷、地、人，是从经济上达到“治政”的三个关键。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人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33]在杜佑看来，只要解决好粮食、土地、劳动人手这三个问题，就能达到“国用备”、“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会经济才能不断发展。第二，在经济政策上要处理好“国足”和“家足”的关系。他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家足的办法不是逃税而是土著，国足的办法不是重敛而是相反的做法[34]。杜佑还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5]认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国足”不能离开“家足”，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第三，在财政思想方面主张“薄敛”和“节用”。杜佑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36]他高度评价了唐代开国初的“薄赋轻徭”的政策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多次指出“厚敛”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和政权的败亡。因此，他主张国家应该“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改变当时“甲兵未息，经费尚繁”的状况。杜佑的这些具体经济主张，都是为了避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37]的局面的出现。

（二）人才思想方面。杜佑认为，人才对于管理国家政治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为国之本，资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38]他不认为政治的好坏只是“明君”或“昏君”一个人的事情，即所谓“君不独理，故建庶官”，所以“官政”如何，于“国本”关系极大。这是杜佑人才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在人才思想方面的具体主张是：第一，以教育促进人才的成长。杜佑认为：“上材盖寡，中材则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这里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人才不是“天生”的，是要靠教育的手段才能得到的；二是今人并非不如古人，人才都是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造就的。第二，反对以言取士。杜佑对魏晋以来的取士制度颇持批判的态度，他主张选拔人才，要注意到“行备，业全，事理，绩茂”这样几个因素，即着重从其实际才能方面进行考察，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被选拔出来。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第三，主张采用多种办法和途径选拔人才，鼓励人才发挥作用。杜佑认为，在人才问题上，“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这里，他提出了一套综合的人才管理办法，包括古今的经验教训，当事人的公正态度，考核制度和升黜制度。杜佑把这看作是一件“大政”，足见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他极不赞成“行教不深”而“取材务速”的急躁做法和“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的轻率态度。

（三）吏治思想方面。杜佑的吏治思想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省吏员，一是用有才。他在《通典·职官典》后论中引用唐睿宗时监察御史韩琬的话说：“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位。”[39]又引他自己在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上议”说：“详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所以他认为历史上那种“约人定员，吏无虚设”的办法是正确的。杜佑从经济的观点和财政收入的具体状况考虑，认识到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吏队伍，这对国家本身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负担，是一个“大弊”，不改革是不行的。这就是杜佑关于省吏员的基本出发点。他断然说：“有才者即令荐用，不才者何患奔亡！”在他看来，在“并省官吏”的改革中，起用“有才者”，淘汰“不才者”，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他的用有才的主张。

（四）法制思想方面。杜佑的法制思想也有两点是很突出的。首先，他认为对于刑罚的“善用”和“不善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和“乱”。所谓“善用”，关键“在乎无私绝滥，不在乎宽之与峻”。其次，他认为法律不可随意解释，并须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应“斟酌以意，变更屡作”[40]。

（五）军事思想方面。杜佑饱读兵书，而且熟悉中唐以前的战争史。他的《通典·兵典》部分，不记历代兵制，而叙军事理论和战争胜败的经验。早在宋代，“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41]，足见《兵典》影响之大。《兵典》不记兵制而专论用兵之道，是因为作者认识到后者有比前者更重要的实践意义。杜佑写道：“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42]研究兵事，目的在于了解行师制胜的道理，这就要涉及战争史上的各种战例，而不是靠记述历代兵制所能达到的。作者的撰述意图即在于此，这应是评价《通典·兵典》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杜佑的军事思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战略思想，另一个方面是战术思想。在战略思想方面，杜佑认为，国家在军事上应始终保持着“强干弱枝之势”。他引用贾谊的论点说：“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他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是“边陲势强”、“朝廷势弱”的缘故。他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以保持社会的安定局面。在战术思想方面，杜佑认为，每一战役的胜利，主要在于指挥者的应变能力，即“因我便而乘敌”，这也就是他进而解释的“凡兵以奇胜，皆因机而发”。因此，他主张在军队的训练上应讲究实际，将帅还要善于“抚众”，这样就可“用无弱卒，战无坚敌”[43]。可见，杜佑在战役应变思想方面，主要立足于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理论上的神秘因素，这是很可贵的。《兵典》凡十五卷，下列一百三十余条子目，大多是关于战术方面的理论。由于《兵典》是以《孙子兵法》为纲撰述的，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对《孙子兵法》作了详尽的阐发的军事著作。

（六）民族思想方面。杜佑在民族思想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论点。杜佑写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44]对此，他在自注中都作了明确的解释。杜佑从民族习俗上证明，上古之时，“中华”也有许多“鄙风弊俗”，跟“夷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他在讲到古代礼俗的时候，甚至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45]杜佑的这些看法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杜佑的这些论点甚至可以说是包含着某些真理的成分。恩格斯曾经说过：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46]

杜佑当然不可能懂得这样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但他在一千多年前能够提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论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民族关系上，杜佑反对对周边少数民族滥施兵革，提出“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方针；他批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在这方面的失误，造成了“万姓怨苦”的局面，称赞汉光武帝在这方面“深达理源”，有所节制。他的结论是：“持盈固难，知足非易”；“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杜佑针对玄宗以来的历史现实写道：“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鉴）者矣。”[47]关于民族间的战争，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杜佑不可能对它们做出具体的分析、判断；但是他对民族间战争的总的看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以上列举的杜佑的几个方面的思想来看，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十分重视把历史经验跟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都有相当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针对性，具有直接为现实参考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他“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反映。关于这一点，不仅仅是与杜佑同时代的李翰、权德舆等非常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后人的注意。朱熹一语破的地指出：“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48]乾隆《重刻通典序》谓：“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这个看法，也可以说是深得《通典》的要旨。后永瑢、纪昀等修《四库全书总目》，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旨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49]在考据之学盛行的年代，清人能如此称道《通典》，说它是“经国之良模”、“有用之实学”，正可以反衬出《通典》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特点是何等突出。近人梁启超认为：杜佑“《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50]。这是从《通典》的内容来说明它的经世致用的旨趣。要之，自唐代至近世，人们对杜佑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通典》的旨趣，反映了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这就是说，杜佑在《通典》中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和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通典》的时代感，上承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遗风，下开经世史学的先河，在中国史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通典》的旨趣，建立在作者的朴素的唯物历史思想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历史思想，在作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通典》的旨趣，还反映了作者的朴素历史进化思想。讲进步、讲“形势”、讲“事理”的观点，以及讲变革的观点，是杜佑朴素历史进化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而核心则在于主张对陈旧的、过时的制度进行变革。正因为如此，杜佑在《通典》中反复阐明“随时立制，遇弊变通”[51]、“随时拯弊，因物利用”[52]、“弊而思变”[53]、“便俗适时”[54]的论点。这里，最重要的，一是“变通”，二是“适时”。离开“变通”和“适时”，经世致用也就成了空话。在杜佑的历史思想中，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这就是他的朴素的辩证思想。杜佑是以“《食货》为之首”作为构筑其著作大厦的基础的；但是，他并不是只强调“食货”的作用，无视或轻视其他领域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对于后者的作用是给予极大的注意的。他在《兵典》序中指出：对于甲兵，“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他对于刑罚的作用也是这么看的：“善用则治，不善用则乱”[55]。他甚至对于音乐和人的情绪的关系，也持有这种朴素的辩证观点，认为：“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56]像这样带有朴素辩证观点的认识，在《通典》里还可以举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