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

刘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于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并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时（705—707年），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与柳冲等撰《姓族系录》二百卷；开元四年，又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其间，他因不满于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8]。他的私人撰述还有《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和一些诗文。《史通》是他的代表作，流传至今；《史通》传本以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流传最广。刘知幾的其他撰述，多已不存。

《史通》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五十二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之历史的清理。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核才》、《烦省》等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辨职》、《自叙》、《忤时》三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点烦》是对《叙事》的补充。外篇中的其余各篇，杂评前史得失，是列举更多的实例以证上述各方面的理论。

刘知幾撰述《史通》的目的，是“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9]。他是志在总结历史撰述中的得失利弊，通过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分析，提高史家的认识，促进史学的发展。他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10]，“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1]。这两句话，概括《史通》全书的精髓在于史学批评。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12]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还受启示于当时修史工作的实践，这也是他撰写《史通》的直接动因。刘知幾深沉地写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3]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是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刘知幾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史家，他的志向是“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以至唐初史家所撰诸正史，“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当时史馆，对于他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超越的阻力，他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决心把批评的意识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4]。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著《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