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至唐初史学批评的演进

早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对董狐的评论[1]、《左传》对《春秋》的评论[2]、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评论中[3]，中国史学已经产生了最早的史学批评。到了两汉时期，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4]，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评论[5]，把中国史学的史学批评推进到自觉的阶段。这些史学批评，一般说来，还是针对具体的史书、史家而展开的，尚未出现一般意义即普遍意义上的史学批评。

从魏晋至唐初，史学批评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一方面是从比较的角度展开史学批评；另一方面是在对史学发展的进程和总相作概括中展开史学批评，从而把史学批评推进到更加自觉的、新的发展阶段。晋人张辅以马、班作比较进行评论，目的是要说明什么样的史家可以称为“良史”。他认为：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6]

张辅从史文烦省、作史宗旨、价值标准等几个方面对马、班作了比较，其结论是班不如马，而司马迁堪称“良史”。

南朝宋人范晔撰《后汉书》，对班彪、班固作长篇传记，叙班氏父子言行颇详。其论班彪、班固评司马迁时写道：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7]

这个比较同张辅的比较有所不同，范晔是直接针对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而做出的评论，并从中提出自己对班固的评论。张辅的史学批评，口气要平缓一些，范晔的史学批评就比较尖锐了。不过他们的史学批评，大致是针对马、班而展开的。但是，应当承认，对于千百年来关于马、班比较而引发的史学批评，张辅、范晔二人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从对史学发展的全貌和总相中展开史学批评，当始于南朝梁人刘勰。他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学史的专文，也是史学批评的专文。其开篇，首先，从“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依次叙述史学的演变，一直讲到“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其间自也时时有批评的言论。其次，他讲到史书的原则是“按实而书”，不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在撰写中对于史事的“总会”是最难的事情。再次，他讲到作史的“信史”原则，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述远则诬矫，记近则回邪”的作史态度。最后，他称赞“直笔”的重要，认为这是“良史”的天职和本分。他称赞周公、孔子创立史书体裁，称赞左丘明的文史，称赞南史、董狐的直笔精神。

《文心雕龙·史传》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从具体的史学批评转向一般的史学批评的标志，是史学批评走向成熟的表现。唐初，史学家撰《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分为十三类，史部书有大序、各类有小序，其所论述，既是学术史的表述，又是史学批评的反映。

以上关于魏晋至唐初史学批评的演进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后世史学批评的进一步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刘知幾《史通》这一有系统的史学批评专书的问世，在思想上和撰述形式上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