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所谓“缵国朝政事”一语，已大致反映出了《会要》的内容，即它是关于唐代“政事”之书。而所谓“政事”，不是叙述“政事”的过程，而是记其起因或记其结果，同时侧重于制度方面。《新唐书·艺文志三》把《会要》和《通典》视为同一性质之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把这两种书连同与此相近的书著录于子部“类书类”，实为不妥。它们虽然都是分门别类记事，但毕竟都有十分确定的基本内容，即关于制度的历史。《通典》是通代的制度史，《会要》是专记一朝的制度史，与一般的类书有明显的区别。《宋史·艺文志六》把《通典》、《会要》著录于子部“类事类”，这虽与“类书类”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的。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才把《通典》、《唐会要》及与之相类之书，著录于史部“政书类”，从而明确了它们作为史书的性质。或许是因为它们所记都是以广义的政治制度为基本内容，故名“政书”。值得注意的是，苏冕曾经明确地指出：“《会要》亦国史之支也。”[50]这话讲得很确切：第一，《会要》是史书；第二，《会要》是“国史”的一个分支，意即侧重于“国朝政事”。

前面已经讲到，《会要》“行于时”后，后人曾有两次续修。这是认识《会要》面貌的重要环节。

第一次续修是在晚唐宣宗时。史载，大中七年（853年）：

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51]

崔铉等《续会要》撰成进上后，它与苏冕《会要》是什么关系呢？从《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事类著录的情况来看，“苏冕《会要》四十卷”和“《续会要》四十卷……崔铉监修”都是各自行世的独立著作。《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古今国典》一百卷，又《会要》四十卷”，“崔铉《弘文馆续会要》四十卷”，似亦可证二书的各自行世[53]。

关于后人对《会要》的第二次续修，宋人论著多有涉及，如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类书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郑樵《通志·艺文略·史类》等。其中，晁公武所记除上述失误外，比较明确地说到了各次编撰内容的断限，其文称：

《唐会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初，唐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一作大中六年），以续冕书。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文简事备，太祖览而嘉之，诏藏于史阁，赐物有差。[54]

从这段文字来看，《会要》的两次续修，主要都是反映在年代的落差方面。上举各种宋人论著，所记亦大致相同。尽管如此，似亦不能断定《会要》体制的原来面貌就是现在《唐会要》体制的面貌，因为在第一次续修中，《续会要》是否尽遵《会要》体制，已不得而知；而在第二次续修的过程中，对于原书体制的局部变动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两度续修的重点都是续补前书所记下限以后之事，故《会要》在体制上不曾有较大的变动，亦当无疑。要之，则据《唐会要》的体制似可一窥《会要》的大致面貌。

清四库馆臣是这样概括《唐会要》的：

书凡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官号”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诸条，亦颇载事迹。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55]

这从整体上指出了《唐会要》的内容、结构。值得称道的是，四库馆臣统计出《唐会要》有五百一十四目。我们纵然不能断定所有的细目都是苏冕制订的，但其绝大部分出于苏冕之手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细目所记内容，都包含了唐德宗以前历朝之事。由此可见，从《会要》四十卷到《续会要》四十卷，再到王溥合并二书并增补内容成《唐会要》一百卷，其卷帙的增多，主要是续补同类细目中的后来之事所致。

由于苏冕编撰《会要》之初，没有从宏观方面区分门类（如《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那样），故《唐会要》所列细目也都没有标明各从属于何种门类之下，这自然在内容上显得零碎、分散，也给阅读和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不过，依据其开列的五百一十四目，还是大致可以归纳为一些门类的。如有的论者将其分为十三类：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56]。有的论者则认为可分为十五类：帝系，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食货，舆服，四裔[57]。有的论者认为“原分十五门”[58]，但未列出门类名称，亦不知所据何书。如果我们要概括得更明确一点，其各卷内容依次是：

卷一至卷六：帝系与皇室；

卷七至卷二十三：封禅与祭祀[59]；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九：朝贺、行幸、祥瑞；

卷三十：大内与宫掖；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舆服；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乐；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学校、修撰、氏族；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刑法；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历法、星变、灾害；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功臣、封建；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释道；

卷五十一至卷七十三：官制；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七：选举；

卷七十八至卷七十九：诸使；

卷八十至卷八十二：谥法、勋阶、考核；

卷八十三至卷八十六：租税、户口、道路、关市、城郭；

卷八十七至卷八十九：漕运、盐铁、仓储、货泉；

卷九十至卷九十三：俸禄、料钱、职田；

卷九十四至卷一百：民族与外国。

以上这十九个方面，未必概括得很准确，或增或减，都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本文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概括，主要是为了更明确地说明《会要》的内容。

清四库馆臣举“官号”一目，称赞《唐会要》的详核。这里，作者要特别提到《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有关“史馆”的记载，其细目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史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上、下）等。这些条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唐代的史馆、史官和修史制度，二是官修前朝史和本朝史的发展过程，二者结合，即是一部唐代官修史书之史的论纲。准此，这可以看作是继《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幾《史通》之后，唐代史家又一具有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现。进而言之，这些细目的最早制订者苏冕即是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