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冕撰《会要》
唐代史家在史书编撰方面，有不少创新之作。苏冕所撰《会要》，亦属此类情形。所不同者，《会要》记唐初至德宗朝之政事，后世他人曾有两次续作，久之，本书面貌乃渐次湮没[40]。因此，如何根据史实揭示苏冕《会要》的面貌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唐会要》中尚保留有苏冕（苏氏）的有关评论二十一条，据此可以探讨苏冕编撰《会要》的有关情形、《会要》的性质与特点，以及苏冕的史识，从而进一步反映出唐代史学上这很有意义的一页[41]。
这也是作者有意于撰写此文的一个原因。《会要》撰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这可视为会要体史书创立的标志[42]。
苏冕是唐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旧唐书·苏弁传》中有附传，甚简略。《新唐书》无传，仅在《苏世长传》附《苏弁传》中略略提及。苏冕兄弟三人，衮为兄，冕次之，弁为弟，皆仕于德宗朝。苏弁官至户部侍郎、太子詹事，因失职而贬官，后复起用为滁州刺史，转杭州刺史[43]。苏弁贬官时，衮、冕官位虽不高，但亦牵连同时遭贬：衮由赞善大夫贬为永州司户参军，冕由士曹参军贬为信州司户参军[44]。史载：“弁与兄冕、衮，皆以友弟儒学称。”[45]这反映了他们的亲情和才学。
《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之下，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记杜佑进《通典》二百卷一事[46]，同时记载了关于《会要》一事：
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
这是唯一一处提到苏弁与苏冕同撰《会要》的记载，其初当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所记。这一记载反映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后人多认为是苏冕所撰的《会要》，为何这里说是“苏弁撰”，而同时又说到“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对此，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苏冕受苏弁牵连被贬后，仕途也就走到尽头了，而苏弁却再次擢升，时任杭州刺史，官位比苏冕为高，故此处记其为撰者。这也合乎于他们兄弟之间“皆以友弟儒学称”的时评。此其一。
其二，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针对相关问题，亦曾有所议论。《唐会要》中尚保留其论议二首，其中一首是关于“封建”的议论。其文是：
崔氏曰：苏冕所载《封建》篇，盖以贞观初，太宗文皇帝尝欲法周、汉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诸儒议论纷纭，事卒停寝，故有表、疏可编。自后封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这一段议论表明：崔铉指出苏冕编次有关“封建”的表疏有其背景和文献；贞观以后，在“设爵无土”的情况下，只能一般列举“子弟、功臣封爵”而已，并无相关表、疏可编。这显然是对读者和后人所做的有关解释。但我们所要特别关注的是，崔铉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写道“苏冕所载”而未提及苏弁。对于苏冕来说，崔铉作为本朝人，且相去并不久远，又是撰《续会要》的主持人，对《会要》撰者，自然十分清楚，此应无疑。
其三，我们再看《旧唐书·儒学下·苏弁传》附《苏冕传》所记：
冕缵国朝政事[47]，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
《旧唐书》撰者于苏弁本传中，只字未提及《会要》一事，只是突出地记述了苏弁“聚书”、“刊校”之事。从上文所述《会要》的“行于时”来判断，其流传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因而对于它的撰者当不会产生歧义。此后，《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苏冕《会要》四十卷。”这同《旧唐书》所记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各点，《会要》一书的撰者确系苏冕。有的研究者认为：“至《唐会要》谓苏弁与兄冕撰，《新志》、《读书志》等却都说是苏冕撰，当是《新唐书》所题衔名苏冕以兄居首之故。”[48]这一见解颇近情理，但同唐人崔铉的说法与五代时《旧唐书》作者所记《会要》之“行于时”的事实似难相符。同时还应注意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各书，凡有“同修”、“分撰”者，多有注文做出交代。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唐会要》关于《会要》撰成一事，系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所记，为何崔铉在论中只提及苏冕而不涉及苏弁呢？既然记“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却又说“苏冕所载封建篇”云云，这如何解释呢？显然，这同上文所说苏弁任杭州刺史有关，崔铉等人所记《会要》事，虽未明言苏弁进书，但联系前文言杜佑撰成《通典》“上之”来看，不能排除《会要》一书是以苏弁名义“上之”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崔铉及后来五代、宋人只言苏冕为《会要》撰者的缘故。又《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还撰有《古今国典》一百卷，不知确否。如确有此书，亦可证苏冕之致力于撰述之勤。
当然，苏弁与《会要》也是有关系的，即其“聚书”繁富，并同苏冕对“国朝故事”时有讨论，这对苏冕编撰《会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苏冕编撰《会要》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自唐初以来分门书和典制书的发展，前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多有著录，如欧阳询主持的《艺文类聚》、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刘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等；后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也多有著录，其中以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六典》（《唐六典》）最有代表性，它是“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考典之书”[49]。这两类书在内容、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在形式上都表现出分门别类的特点。《会要》的编撰也正是在这样的撰述环境中出现的。另一个条件是，唐自开国以来的“国朝政事”的积累，这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保证，而且也决定了《会要》的内容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