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国史的修撰

唐代官修本朝史，实录为其重镇而国史修撰似显得不力。究其原因，约略有二：一是客观原因，实录的时效性突出，阶段性明显，纂修相对来得容易，而国史的时效性不可能有明确要求，其阶段性也难以划定，只要唐皇朝存在一日，国史修撰就要继续一日，故创始易而续作难，草撰易而成稿难。二是主观原因，即史官的修养、德行颇有差异，以致影响到国史修撰几起几落，难以见到突出成效。这或许就是人们从《唐会要》、两《唐书》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国史修撰远不如实录纂修来得突出的基本原因。

这里，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唐国史修撰的情况及其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刘知幾所做的总结性概括，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的约五十年中，唐国史修撰已经出现了两起两落的演变过程。

——所谓一起是：“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

——所谓一落是：“龙朔中，（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所谓再起是：“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纪事，见推直笔。惜其短岁，功业未终。”

——所谓再落是：“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披其章句，不识所以。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在两起两落之后，不得已而收拾“残缺”：“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27]

上引这些概括，也可以看作是刘知幾对于唐皇朝早期修撰国史的一段痛苦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姚思廉、于志宁、令狐德棻是唐国史撰述的开创者，其所得“虽云繁杂，时有可观”。至许敬宗主持国史，因其“曲希时旨”、“猥饰私憾”，致使国史丧失史学品格。李仁实起而纠正其失，国史修撰有望走上正途，可惜“功业未终”。继之而起的牛凤及无才无德，为所欲为，使唐国史修撰的一些积累“残缺殆尽”。于是，刘知幾、朱敬则、徐坚、吴兢等这几个在唐代史学很有影响的史家，奉诏出来收拾这种“皇家旧事，残缺殆尽”的局面，撰成《唐书》八十卷。对此，刘知幾并不满意，说是“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可见刘知幾对于唐国史修撰的期望值是很高的，他后来辞去史职，离开史馆，“退而私撰《史通》”，实出于无奈。

总之，从姚思廉到刘知幾，唐国史的修撰步履艰难，积累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