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后人称赞他“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8]。

韩愈对唐代史学也有重要的贡献。唐宪宗元和年间，他曾一度担任史职，任史馆修撰，并主持修撰《顺宗实录》[9]。《旧唐书》本传说：“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10]这样的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的评论也是极不公允的。元和八年（813年）三月任史馆修撰，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任考功郎中，同年十二月知制诰。可见韩愈担任史职的时间并不长。

韩愈撰《顺宗实录》的具体情况，从他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可略知大概：

（元和）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成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11]

韩愈在《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说，他撰《顺宗实录》，“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这并非自诩之辞。他的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直书，二是精当。通观《顺宗实录》全书，他确是这样做的。譬如以下几则记载。

——记“宫市”：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中，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这些记载，把德宗的贪婪和顽固、“宫市”的危害、宦官的骄横、人民的苦痛，都揭露得淋漓尽致。

——记盐铁使“进献”：

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至贞元末。逐月有献焉，谓之“月进”。

官僚的贪赃枉法、争媚取容，君主的贪得无厌、纵容臣下，从“羡余”、“月进”可见一斑。

——记其他杂役勒索：

贞元中要乳母，皆令选寺观婢以充之……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

诸如此类的役外之役、巧取豪夺，弄得人心动**，民不聊生。

《顺宗实录》的这些记载，准确而有力地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唐德宗的腐朽统治。

此外，韩愈对陆贽、阳城等人在唐德宗时遭受权臣裴延龄的谗毁、排斥，表示愤慨和不平。他在《顺宗实录》中写道：“德宗自贞元十年已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顺宗时重新起用一批左降官员，“至是人情大悦”，“而陆贽、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士君子惜之”[12]。他记述宗室、京兆尹李实专横跋扈，聚敛成性；顺宗时贬官通州长史，“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李）实由间道获免”[13]，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李实这种官员的痛恨。他还突出地记载了“永贞革新”的主要史实。韩愈虽然对王伾、王叔文等人并不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杀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14]，失败是不可免的；但他对王叔文等革除德宗弊政以致“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15]的反映，却都据实直书。

《顺宗实录》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唐代的官修史书的活动中，曾经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议者哄然不息”[16]。《旧唐书·韩愈传》说：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这一段关于韩愈及其《顺宗实录》的文字，于事实、情理都存在着许多谬误，且与《旧唐书》其他各处所记往往矛盾抵触。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加以澄清的[17]。

第一，关于“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的问题。

认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是造成《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的原因，进而证明韩愈无“史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旧唐书·路随传》记：“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这几句话，说到了问题的症结：“颇为当代所非”原来是“内官恶之”；所非的原因也并非“繁简不当”，而是“说禁中事颇切直”。《新唐书·路随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宦竖不喜，訾其非实”，这把宦官曲意攻击《顺宗实录》的真实情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朱熹认为：“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并认为《新唐书·路随传》所论“此言是也”[1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顺宗实录》时，也都采用《新唐书·路随传》的说法[19]。这些，反映了宋人对韩愈撰《顺宗实录》而遭到非难的不平。

第二，关于《顺宗实录》的“改修”问题。

《旧唐书·韩愈传》记：“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旧唐书·路随传》也说“累朝有诏改修”。然而，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改修”，事实上只进行了一次。

《唐会要》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奉旨对《顺宗实录》“重加刊正，毕日闻奏”[20]。但《旧唐书·路随传》则记：大和七年（833年），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这就把改修《顺宗实录》的时间推到大和七年以后去了。以上二说，后说当误。据《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卷一百四十九《蒋乂传》附《蒋系传》、卷一百七十三《陈夷行传》等各卷所主，路随等奏进《宪宗实录》，均在大和四年（830年）而非大和七年（833年）[21]。可见，路随奉旨改修《顺宗实录》，应如《唐会要》所记，当在大和五年（831年）。

路随在什么情况下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又是怎样进行改修的？从路随给唐文宗的一道奏章[22]，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唐文宗令路随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敕命下达后，朝廷大哗，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苏景胤等人纷纷上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而且“班行如此议论颇众”，弄到了“庶僚竞言”、“表章交奏”的地步。于是监国史路随也担心“果获修成”，“终为时累”。《顺宗实录》在文宗朝廷上毁誉纷纷，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决不只是怎样看待一部史书的问题，而是曲折地反映了唐代中期以来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二是路随在上疏中指出：“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说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仅曾经得到唐宪宗的认可，而且在元和年间已相循抄录，广为流传了[23]，这个事实，与《旧唐书·韩愈传》所说《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不相符合。随意改修史书，何能取信后人？这个意思，路随在上疏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看出来的。可见，围绕着改修《顺宗实录》的争论，也反映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两种史学传统的斗争。三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路随只好请求唐文宗对改修《顺宗实录》做出具体指示，这是他不得已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唐文宗最后指示说：“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24]唐文宗所说的“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原是“谬传”，应予以“刊去”，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韩愈《顺宗实录》为“当代所非”的具体内容和本质所在。

今存《顺宗实录》，由于只“改正”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其他不要更修”，故大体上还保存着韩愈所撰原本的面貌。《新唐书》说：“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25]这话对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颇抱同情之感，但说“卒窜定无完篇”，是过分夸大了。

第三，关于“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的问题。

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三卷，如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所说，分明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其“未周悉”，监修李吉甫乃命韩愈“重修”。韩愈“重修”《顺宗实录》始于元和八年（813年）[26]。准此，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亦称《先帝实录》）三卷，当在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之前。而《旧唐书·韩愈传》记此事于韩愈撰成《顺宗实录》之后，即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之后，确系误记。这个讹误，客观上也起了贬低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的作用，故不能不予以澄清。

韩愈修撰的《顺宗实录》同唐代历朝实录一样，成为五代与两宋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于两宋以后，唐代实录多已亡佚，后之治史者得以通过《顺宗实录》大体了解唐代实录的一般情况。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