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修实录的几个特点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详细著录了唐代历朝的实录，证明唐人对于纂修、保存实录的重视。

“实录”一词，原本是用以评价史书的。《汉书·司马迁传》后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里包含对《史记》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文字表述好，二是记事符合事实，三是见解公允。有了这些优点，故而总评称为“实录”。这是对《史记》的极高的评价。后来人们把“实录”这个词用来放在史书的名称上，这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的著录。一见于“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此外还有“《梁太清实录》八卷”。二见于“霸史”类著录：“《敦煌实录》十卷，刘景撰。”这表明人们对“实录”这样一个褒扬史书的概念怀有深深的敬意，故移用于史书的名称。不过上述二者的移用，其含义却不相同：前者是用来作为记一朝皇帝大事的书名，后者是用来作为记某一地区历史的书名[4]。前者为唐代官修历朝皇帝实录所继承，后者偶尔也有沿用者，如唐人许嵩撰《建康实录》即是一例。

唐代纂修实录受到高度重视，这从《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国史”条，以及《旧唐书》、《新唐书》的纪、传记载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里且举史官于休烈的奏言及有关史实为例，以表明其重要性。史载：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疋。数月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贼陷入东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

这是“安史之乱”后，史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修史官发出的呼吁。其中所言“国史、实录，圣朝大典”，足以表明其分量之重。

《唐会要》所记“修国史”事，其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与纂修实录有关，这也证明唐代史馆撰写本朝史，是以纂修历朝实录为重点。观《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唐代实录甚详，凡二十五部实录，分记十六帝史事。从《唐会要》和新、旧《唐书》纪、传提供的有关史实，同时对照《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所著录的某些细节，关于唐代纂修实录的情况，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唐修实录是一项重要的和系统的史学活动，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确保其不致中断。唐代共二十一帝（唐殇帝李重茂不计在内），自唐高祖至唐武宗共十六帝，每朝均有实录。这充分说明了“国史、实录，圣朝大典”的实际意义。武宗以下还有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五帝，因社会动**而未修实录，这是当时环境使然。

第二，有一帝一部实录的常态，也有一帝多部实录的特殊情况。其中一帝撰两部以上实录者有唐太宗（《今上实录》、《贞观实录》），唐高宗（许敬宗编撰《皇帝实录》、刘知幾等编撰《高宗后修实录》、韦述编撰《高宗实录》、武则天编撰《高宗实录》），武则天（魏元忠编撰《则天皇后实录》、宗秦客编撰《圣母神皇实录》），唐中宗（吴兢编撰《中宗实录》、刘知幾编撰《太上皇实录》），唐玄宗（张说编撰《今上实录》、佚名氏编《开元实录》、令狐峘编撰《玄宗实录》），唐德宗（沈既济编撰《建中实录》、蒋乂等编撰《德宗实录》）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有因政治纷争而必须重作者，有因补充、修订史事而必须重作者，有以完帙取代部分者，而新录撰毕，旧录照存，从而出现了一帝有两部以上实录的局面。关于唐代实录纂修的情况，论者已有翔实考证[5]，此不赘述。

第三，唐代实录的纂修，大多在皇帝死后，而有的却始于皇帝生前。如唐太宗时有《今上实录》（敬播等撰），唐高宗时有《皇帝实录》（许敬宗撰），唐德宗时有《建中实录》（沈既济撰）等。这跟后世每一位皇帝死后，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颇有不同。因此，唐代实录除大多以皇帝庙号作为实录名称外，也有以年号作为实录名称的，如《贞观实录》、《开元实录》、《建中实录》等。

唐代的纂修实录同修撰国史，关系十分密切。史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6]

这里，唐太宗和大臣们讨论的是“当代国史”或“国史”，最后是房玄龄等“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所谓“高祖、太宗实录”，这是《贞观政要》作者吴兢以后人的口吻表述的，当时当作“武德、贞观实录”，固无疑义。问题在于“删略国史为编年体”这句话，揭示了“国史”同“实录”的关系以及“实录”的体裁。由此是否可以认为：编年体的实录，在当时本也作为“国史”看待，而区别于“实录”之作为“国史”的国史，在表现形式上自不同于编年体的实录，而应是纪传体或近于纪传体的史书。但它们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上，都是“国史”。这也是为什么《唐会要》的“修国史”条，所载大多是关于纂修实录之事的缘故。下引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的这种观念。史载：显庆元年（656年）史官长孙无忌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至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等“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唐高宗“以敬宗所纪，多非实录”，于是对刘仁轨等人讲道：“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7]在这一记载中，前面说的是“修国史成”，“凡八十一卷”；后面说的是某年至某年的“实录”，“成二十卷”，最后是二者“添成一百卷”。这里也是把“国史”和“实录”作为同一件事物看待。显然，所谓国史八十一卷，本也是实录，然而在说法上与表述上却模糊了界限。

实录是唐代官修本朝史的重镇，其纂修过程十分复杂，许多政治活动中的矛盾以及历史编撰上的基本要求，都在这个过程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