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

在中国古代，地理书属于史书范围。《隋书·经籍志》史部有地理篇。其小序指出：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

这段话，是表明唐初史家关于地理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举凡人民生活、国家政治、风俗、物产、贡赋等，都与地理相关。从更深层次的认识来看，这是说明了社会与自然之关系的理性见解。

关于魏晋至隋代地理之书的撰述，《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篇小序作了这样的概括：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防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

从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晋、隋间人们对于地理书撰述的重视。然而其所著录诸书大多亡佚。其流传至今而又十分重要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四十卷[64]。

唐人的地理书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沿袭隋朝的反映统一局面的地理书数量颇多，有的著作部帙也很大，如魏王李泰主持的《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如《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李吉甫《十道图》、梁载言《十道志》、《贞元十道录》等，都反映了在政治局面统一的条件下，人们对于撰写统一国家之地理面貌的重视和热情。当然，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经失传，而流传至今日又反映唐代统一局面之地理建置的重要著作即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这里，我们约略地说说《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这两部重要的地理书。

《水经注》四十卷，撰者郦道元。郦道元是北魏人，字善长，仕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因其为政“严猛”，仕途不顺，且终为政敌所害。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65]

《水经》一书，不知何人作于何时[66]，郦道元为之作注时，亦未交代其作者是谁。郦道元在《水经注》的序文中，首先说明了他对水的认识。他引用《易经》说的“天以一生水”，又引用《玄中记》所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元不至，万物无不润。”这反映了他对于水有很深刻的认识和极大的兴趣。他在序文中还讲到了他撰注《水经》的方法，他这样写道：

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反三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筩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大传》曰：大川相问，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辑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67]

郦道元在这里讲述了他年轻时的读书情况，以及他撰注《水经》的动机及方法，从中不难窥见这位学人的学术旨趣和严谨风格。

《水经注》作为一部地理书，有两点非常突出的价值：

其一，是历史地理学上的价值。据研究者考察，桑钦所写的经文，记述了中国水道137条，而郦道元所写的注文，记述的水道却有1252条，大至江河，小至溪津陂泽，皆在包罗之列。在内容上，不仅叙述了水流的发源和流向，使水道清晰可辨，还兼及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的地望、重要的关塞隘障、郡县乡亭聚的地址及故墟和有关的历史遗迹。对于每一条水道都多方印证，力求核实它的方位和流域，使条条河流和地区都能脉络清楚，区划分明[68]。这是一部反映当时河流系统及其流域自然与社会面貌的重要著作。

其二，是思想史和民族史上的价值。郦道元以地理之学描绘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历史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也使后人感动不已，从而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69]。《水经注》在这方面的价值，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李吉甫（758—814年），是唐肃宗至唐宪宗年间的人，其仕途上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曾两度为相。他著有《十道图》、《古今地名》、《删水经》、《元和国计簿》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书，但只有这部《元和郡县图志》流传至今，且图已久佚，只存文字。

《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关于唐皇朝全国地理总志之书，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故名。原书有文有图，正文四十卷、目录二卷，图与目录久佚，正文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卷全阙，第十八、二十五卷有阙，今存完整的正文凡三十四卷[70]。李吉甫是一个政治家兼学者的人物，这一点他与同时代的杜佑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的《元和郡县图志》的撰写，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宗旨，诚如他在这书的序文所说：

吉甫当元圣抚运之初，从内庭视草之列，寻备衮职，久尘台阶，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谟明弼谐，诚浅智之不及，簿书期会，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时获省阅，或裨聪明，岂欲希酂侯之规模，庶乎尽朱憨之条奏。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目录两卷，总四十二卷。[71]

这篇序文，其实是李吉甫的上书表。文中，他批评了以往地理书的弊端，而强调了“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即地理之书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意义。他说的“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正是针对“安史之乱”后唐皇朝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而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书不独反映了唐皇朝的地理建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政治形势，是后人认识唐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故具有双重的历史价值。

《元和郡县图志》内容丰富，不只是记地理状况，而且包含有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读来使人兴致盎然，开阔眼界，积累知识。如它记关内道华阴县及其境内重要地名地址，写道：

华阴县（原注：望。西至州六十里。）本魏之阴晋邑，秦惠文王时，魏人犀首纳之于秦，秦改曰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属弘农郡。后魏属华州。隋大业五年移于今理。垂拱元年改曰仙掌，寻复旧名。

长城，在县西，春秋时秦、晋分界处。

太华山，在县南八里。

尤其是华阴县境内的潼关，所记分外详细：

潼关，在县东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又云河在关内，南流冲激关山，因谓之“冲关”。谨按：秦函谷关在汉弘农县，即今灵宝县西南十一里故关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钤束之要。汉武帝元鼎三年，杨仆为楼船将军，本宜阳人（原注：今福昌县也），耻居关外，上疏请以家僮七百人徙关于新安，武帝从之，即今新安县东一里函谷故关是也。而邮传所驰，出于南路，至后汉献帝初平二年，董卓胁帝西幸长安，出函谷关，自此已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则是中间徙于今所。今历二处而至河潼，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河山之险，逦迤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旷然，盖神明之奥区，帝宅之户牖，百二之固，信非虚言也。

再看其记河北道之定州，涉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迁徙、变化，而下限直至唐玄宗天宝，它写道：

定州（原注：博陵。上。开元户六万五千四百六十。乡一百三十。元和户二万六千八百三十二。乡一百一十四），今为易定节度使理所。

管州二：定州，易州。县十六。都管户三万六千四百二。

《禹贡》冀州之域，亦尧帝始封唐国之地。春秋时鲜虞白狄之国，《左传》曰：“晋荀吴侵鲜虞”，是也。战国时为中山国，与六国并称王，后为赵武灵王所灭。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兼天下，今州盖秦赵郡、巨鹿二郡之地。汉高帝分赵、巨鹿置常山、中山二郡，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改为中山国，封子胜为中山王。哀帝崩，立中山孝王之子衎，是为平帝。后燕慕容垂僭号，建都于此，仍置中山尹。后魏道武帝平慕容垂子宝为中山郡，置安州，又改为定州，以安定天下为名也。隋开皇元年，以“中”字犯庙讳，改中山郡为鲜虞郡。大业三年，改为博陵郡，遥取汉博陵郡为名也。九年，又改为高阳郡。隋末陷贼，武德四年讨平窦建德，复置定州，复开皇之旧名也。天宝元年改为博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定州。

又如其记河南道之汴州，涉及历代建置沿革变化，读来亦颇有兴味，它写道：

汴州（原注：陈留。雄。开元户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乡一百六十一。元和户八千二百一十八。乡五十三），今为汴宋节度使理所。

管州四：汴州，宋州，亳州，颍州。县二十八。都管户三万一千四百四十四。

《禹贡》豫州之域。春秋郑地。战国魏都，《史记》魏惠王自安邑徙理大梁，即今浚仪县。秦为三川郡地。汉陈留郡之浚仪县也。郦生说汉高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汉文帝以皇子武为梁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湿，东徙睢阳，今宋州是也。汉陈留郡即今陈留县，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梁州，周宣帝改为汴州（原注：以城临汴水故也）。隋大业二年州废，以开封、浚仪属郑州。隋乱陷贼，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复置汴州。

其所记各州，都要注明“州境”，即东西距离、南北距离，以及“八到”，即每一方位抵达最近距离主要地点之里程。

由于《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古代现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全国总志，又出自唐代这一盛大的朝代，本身即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倘人们细读此书，领略其所记各方面内容，一种厚实的、真实的历史感不禁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