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约两千字，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7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记载。从西晋始建到刘宋灭亡的两百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成为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僧人智猛、昙纂等十五人离长安，经西域、越葱岭，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迦维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华氏城（今印度巴连弗）等地。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智猛、昙纂返回凉州。智猛先在凉州译经，后入蜀写出《游行外国传》。《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有著录，惜其书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外交通的记录，它记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其后，南朝梁时僧人慧皎著《高僧传》，据《佛国记》的内容写成《释法显传》收入本书。沈约撰《宋书·夷蛮传》，记“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与宋的交往，记“倭国”与宋的交往等，反映了中国与外域联系的发展。

隋唐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是很重要的成果。《旧唐书·贾耽传》主要记了贾耽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他的治学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处。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军与大食军战于怛罗斯一役中被俘，后辗转回国，乃著《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九》数次引用《经行记》，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中亚各国的重要文献。

如关于“狮子国”，杜佑引杜环《经行记》曰：

杜环《经行记》云：“狮子国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炎旱。国之南，人尽獠面，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害，人皆儋耳，布裹腰。”

关于“大秦”，杜佑引杜环《经行记》曰：

杜环《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法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关于“大食”，杜佑引《经行记》补充大食史事曰：

杜佑在“石国”等条目下，还有一些引用。从杜佑的这些引用来看，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人们所具有域外知识（如地理、风俗、宗教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对于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外关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二书虽久佚，但唐代学者的世界眼光却永不磨灭。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贡献。《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应唐太宗的要求，记述其西行“求法”的经过及沿途所见所闻。此书由玄奘口授，其弟子辩机笔录撰辑而成。玄奘在此书的序文中写道：

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俦，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不有所叙，何记化洽。今据闻见，于是载述。[73]

玄奘特别强调了“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说明这是一些前所未知的事物。至于“不有所叙，何记化洽”，这多少包含了文化交融、传播之意，显示了唐文化的气度。

当时的著名学者敬播也为《大唐西域记》作序，序中概述了玄奘西行的经历、意义及《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他写道：

以贞观三年[74]，杖锡遵路。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途，几必危而已济。喧寒骤徙，展转方达。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灭之际。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于是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观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窃惟书事记言，固已辑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75]

敬播的序文对《大唐西域记》的内容作了很好的概括；所谓“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把这书的价值画龙点睛地道了出来。

另一位当时著名学者于志宁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这样评论的：

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76]

于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中肯，而且极有分量。所谓“立言不朽，其在兹焉”，千余年后，仍不失为卓见。

[1] 见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李延寿：《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传》。

[2] 魏收：《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页。按：《科录》，《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作《秘录》，误。

[3] 关于《通史》，诸书所记不尽一致。《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520年），卒，时年五十二。”《梁书·武帝纪下》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著录：“《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史通·六家》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4] 《魏书·儒林·平恒传》记：平恒撰《略注》百余篇，自周至魏，述“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周书·明帝纪》记：周明帝令文学之士“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陈书·顾野王传》记：顾野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而卒。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都可视为不同体裁的通史，但它们的影响均不如《科录》和《通史》。

[5] 以上所引，均见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据《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记，《科录》一书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以前已经撰成，“表上”；又据《梁书·文学上·吴均传》称，吴均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时《通史》尚未完成，其成书当在《科录》之后无疑。《史通》说《科录》“多依仿《通史》”，误。

[6]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7]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4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4页。

[11] 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

[12] 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韩思彦传附韩琬传》及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职官类》与《杂传记类》。

[1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类录”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14] 高似孙：《史略》卷四“高峻小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5] 高似孙：《史略》卷二“后魏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页。

[16] 见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7] 1933年，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曾经写道：“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这是鲁迅先生关于作一部“中国的‘人史’”的设想。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参考《统载》的体例和鲁迅关于“中国的‘人史’”的设想，比较系统地选择历史上那些政治上有作为、思想上有创见、科学上有发明、文化上有建树以及在其他方面有贡献的人，写一部《中国人物通史》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1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1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65页。

[2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1] 《建康实录》书末记：“吴大帝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这是说的《建康实录》的上限至成书之年的年代。

[2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2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经籍考》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2页。

[2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

[2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

[2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建康实录”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2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2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52页。

[29] 据已故刘节先生考证，《旧唐书》本传所谓《子钞》者，即是《新唐志》著录的《意林》；其所谓《年历》者，即是《唐年小录》，记德宗以前故事，《通鉴考异》曾引用其书。刘节先生对《通历》一书的流传、补撰、版本有详细的考证，足资参考（参见《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48页）。

[30] 见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1] 参见计六奇：《唐诗纪事》卷五十“姚康”条。

[32] 今人陈光崇先生撰《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一文考其仕履及著述甚详，颇多参考（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3] 《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学校部·撰集》所记，与此略同而稍详。《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于“集史”下著录；“姚康复《统史》三百卷。大中太子詹事。”所记姚康复，应是《旧唐书·宣宗纪》和《册府元龟》所说的姚康。《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书为“姚思廉《通史》”，误。

[34] 参见本书第八章论《通典》的内容。

[35] 参见陈光崇《刘秩事迹考》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3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90页。

[3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7页。

[39]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4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1～32页。

[4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裴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9页。

[4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裴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9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4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45]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十四《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9页。

[46]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7] 杜佑：《进〈理道要诀〉表》，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8]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学校部·撰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88页。

[50] 柳冕：《答孟判官论字文生评史官书》，见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明嘉靖年间刻本。

[51] 见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按：刘轲，两《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二·编年类》注曰：“字希仁，元和末进士第，洛州刺史。”据此，有人说他就是韩愈所作《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的那个刘秀才，尚待深考。

[52]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百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494页。

[53]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5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5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文中所说荀、袁、孔、萧，系指荀悦、袁宏、孔逭、萧统。孔逭，南朝宋人，曾编集《文苑》一百卷，《南史》卷七十二有传。

[56] 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57] 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58] 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901页。

[59]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60] 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61] 常璩：《华阳国志》前言，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页。

[62] 《西域图记序》，见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63]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64] 《隋志》著录为“《水经》，郦善长注”。

[65] 魏收：《魏书》卷八十九《郦道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6页。

[66] 《水经》作者历来有异说，今从汉桑钦所著说。

[67] 见郦道元：《水经注叙》，载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68] 见吴泽：《水经注校》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9] 今人杨向奎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中写道：“近来陈桥驿教授在《郦道元生平考》一文中也曾经指出，在‘《水经注》这部巨著中，却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观点，从全书来看，他最主要的思想，即是前已述及的南北统一，恢复一个版图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愿望’。这说明了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变作无比的精神力量。”陈教授又说：“在《水经注》以前的一切地理著作中描写祖国各地的自然风景的，实在凤毛麟角，但郦道元却在这方面如此殚精竭虑，逾格重视，这只能说明他如何地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一个生来就从未见到过统一祖国的人，而却要以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也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向往着一个统一的祖国。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国家分裂，山河破碎，战争频仍，人民流离的时代里，郦道元却能写出这样一部把当时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融合成一体的巨著，而又以如此美好的描述，歌颂祖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由此可以说明，《水经注》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著作，而郦道元则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郦道元生平考》，见《地理学报》第43卷第3期）陈桥驿教授称赞郦道元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位祖国统一的向往者。我们钦佩陈桥驿教授的卓识，同时也认识到，即使在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无论朝野，这统一的思想始终浸润在人们的心间。

[70] 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首《元和郡县图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72] 参见周一良：《〈三国志〉解题》，载《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3] 玄奘：《大唐西域记》序，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页。

[74] 贞观三年，疑为贞观元年之误。

[75] 玄奘：《大唐西域记》，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页。

[76] 玄奘：《大唐西域记》，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