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史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节本和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这方面的成就已如前述，但它在民族史记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如上面讲到的《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关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61]。《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小序引《周官》之意，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齐时陆澄所著《地理书》，任昉所著《地记》以及陈时顾野王所作《舆地志》。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其所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认为隋代是“混一诸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有所不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这是在宣扬隋朝的强大，但他重视民族史撰述确是出于自觉的要求。裴矩用“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的方法，记西域四十四国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并“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又“别造地图，究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62]。此书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对当时西域各族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仅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为“正史”的内容和“正史”的地位，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评论。杜佑《通典·边防典》共十六卷，可以看作是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63]的见解，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属于前一类著作；后一类著作以关于云南地区的社会历史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大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这些著作大都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蛮书》十卷。

樊绰在懿宗咸通年间任安南从事，是蔡袭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年）的一次事变中得以生还，撰成此书。《蛮书》各卷的内容是：“云南界内途程”，记当时由内地进入云南的交通；“山川江源”，记云南境内的主要山脉、河流的名称、方位或流向及其他自然条件；“六诏”，记六诏的由来及其与唐的关系；“名类”，记云南境内其他各族概况；“六睑”，记云南各州概况；“云南城镇”，记云南主要城镇的建置、布局、兵防，以及居民、交通、自然形势；“云南管内物产”，记农时、耕稼方法、手工技艺、物产及其分布；“蛮夷风俗”，记云南各族的服饰、仪容、婚俗、节日、度量、房舍、丧俗、葬式、语言；“蛮夷条教”，记南诏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与南诏毗邻地区的概况。这是一部包括云南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之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极突出的位置，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著作，多为后人所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