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史撰述
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56]。魏晋南北朝时，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幾《史通·杂述》论郡书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风俗。它们的共同点是记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幾说的郡书；地理类著录诸书，比刘知幾说的地理书要广泛得多。
今存《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书·经籍志》史部把它列入“霸史”类，《史通·杂述》把它归于地理书。其实，它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他出生于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成汉李势时官散骑常侍，掌著作；入晋，为桓温参军。据今人考证，常璩撰成《华阳国志》，当在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之间[57]。《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还著录有他的《汉之书》十卷，当撰于成汉时期，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亦作《蜀书》。
《华阳国志》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每卷之下都有“总叙”，然后分叙各郡，总共为三十三郡。卷五至卷九，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二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这几卷，是关于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史；用汉、蜀汉、两晋纪年而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贤士女总赞》（上、中、下）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三百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二十人。卷十二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四百零一人，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不见于卷十和卷十一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叙述著者本人家世，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
《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区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而近、由广而微地编纂成一书，集中记述了东晋初年以前梁、益、宁三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区）的历史，堪为这个时期地方史撰述中的杰作。常璩撰《华阳国志》的旨趣，既有史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他在《序志》中开宗明义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他称道陈寿撰的《益部耆旧传》，但认为它“三州土地，不复悉载”。又说《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但“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又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惧益遐弃，城陴靡闻”，担心家乡的历史遭到湮没的命运。他说自己是“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故虽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这些，都是从史学上着眼的。从政治上考虑，他是要以本书证明：“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因此，他撰本书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总之，浓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确的政治借鉴交织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华阳国志》有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秦文献。《华阳国志》在编撰体例上受《史记》、《汉书》影响最大：前四卷脱胎于《汉书·地理志》，但在局部叙述上要比前者来得丰富；中间五卷，仿照《史》、《汉》本纪和荀悦《汉纪》；“先贤”、“后贤”叙人物，形同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先贤”赞语效法《汉书》的“赞曰”；末卷，《序志》已如上述，《士女目录》可能是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这反映出常璩在历史编撰上的良好修养。常璩在历史观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评世俗流传的“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的谬说，指出：“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这是多么明朗的唯物思想和无神论倾向！但他接着又说：“帝王者统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运”，“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58]。这虽是对于割据称雄者的批评，但他却是以“天命”作武器，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华阳国志》各卷都有后论，称为“撰曰”，雕琢字句而内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历史思想上的贫乏。刘知幾称赞它“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59]，指出了《华阳国志》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参据，也足以证明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伪难辨，残缺不全，唯《华阳国志》历一千六百余年独放异彩，使今人阅后可以想见中国古代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地方史撰述发展相关联的，是民族史撰述的发展。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描绘出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60]。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陈寿《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