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特别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着意于通史的撰述，这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从历史时代的要求来看，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这就赋予当时的史学家一种比他们前辈更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投向遥远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思想，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寿纂南朝四史为一史、北朝四史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能产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远古，下至当世，分门别类，举其始终，历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论议，条分缕析，一一备载。此种宏大气魄，不能不跟统一的唐皇朝的历史和现实有密切的关联。诚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诏书中说的那样：“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45]白居易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时代对史学家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时代的要求还表现在它向史学家提出了现实问题，需要史学家做出回答。唐代中叶以后，社会急剧动**，唐皇朝的“盛世”已经结束。怎样医治社会的疮痍？怎样复兴人们记忆中的“盛世”？于是，诗人在咏叹和呼号，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证，政治家在谋求改革，而史学家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总结和说明。正因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6]为其宗旨，以“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47]为撰述上的具体要求，以达到“经邦”、“致用”[48]的目的。同样，马总撰《通历》，叙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臣贤否”；姚康撰《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49]，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如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批评司马迁，一方面又说：“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50]刘轲的《与马植书》可以认为是关于《史》、《汉》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论纲，书说：“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51]说明他亦有志于通史撰述。至于萧颖士的“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原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52]萧颖士对纪传体史书有很深的偏见，但他探索和发展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却是可贵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幾反对“唯守一家”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后来，中、晚唐之际的皇甫湜写了一篇《编年纪传论》，是很精彩的辩难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53]

他认为体裁不是不变的，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即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变化。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一部史书要做到“包该事迹，参贯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骋才力”，刻意于创新。皇甫湜关于史书体裁的这些论点是很重要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这对于开拓历史研究领域，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皇甫湜是文学家，但他说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唐代以后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如前所述，刘知幾在史书体裁上肯定了“班、荀二体”，并对它们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没有提出对于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这是不应苛求于他的。但是，刘知幾在对待《史》、《汉》二家（它们是属于同一体裁的二家）的态度上，却反映了他对通古今之变化的撰述思想的隔膜以及对综一代之兴废的著作宗旨的**。如果说，任何一个史学家（其他的“家”也是如此）都有其局限性的话，那么，刘知幾对撰述通史的看法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史识的局限性。其实，对于史学工作来说，通古今之变化和综一代之兴废，都是不可少的。对此，刘知幾也是矛盾的。他曾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54]究竟如何“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呢？他没有说。其中似乎也包含了一点作通史的意思，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转向了对于通史的严厉批评，并警告史学家们，说那是劳而无功之举，应深深地引为鉴戒。然而，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学家之通史撰述的成就，却使他的这些论点黯然失色。新的史书体裁出现了，运用各种体裁撰述的通史出现了。如果说，唐盛世的史家在总结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么，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家则在通史撰述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对宋元及其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元时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响分不开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上通史撰述的发展情况时，写道：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大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55]

他的这段话，概括了四部通史在体裁上的渊源和内容上的特点，并确认“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如果章学诚的这个看法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上通史撰述的这个“极盛”时期当是上起唐代而下至两宋。这说明，从通史的撰述来看，唐代无疑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