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制体通史，裴潾《通选》是文征体通史。《通典》是现存典制体史书中影响极大、价值很高的书，《通选》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约二十岁开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过许多职务，以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晚年出任宰相，历德、顺、宪三朝，在仕途上度过近六十个年头。《通典》一书，始撰于唐代宗大历之初（766年），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前后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全书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列有细目；上限始于黄帝，下限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及肃宗、代宗年间，有的史事截止于成书前数年，可谓体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学的最高成就。

关于《通典》一书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专文论述[34]，此不赘述。这里，我想对有关《通典》一书之渊源的传统看法提出一点辩难，为的是要获得对于这部典制体通史的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书，《旧唐书·杜佑传》是这样说的：

（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

《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压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这里说的“房见其书，以比刘更生”，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5]。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吗？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很可疑的。杜佑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36]、“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37]的人，这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为人。如果《通典》与《政典》真有这种渊源关系，他是不会在《通典》自序或《进〈通典〉表》中只字不提的，此其一。其二，对《通典》一书“颇详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只字未提及《政典》。而他在《序》中说的这一段话，则是意味深长的：“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也。”他这里强调的恰是《通典》的“约乎旧史”，又与《政典》何涉？！

第三，《通典》究竟是以《政典》为“蓝本”，还是以历代正史书志为渊源？由于新、旧《唐书·杜佑传》在上述两个问题记载上的失实，造成谬种流传，使《通典》及其作者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的论点。他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书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以保之事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38]。从上面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王鸣盛这个论点的大谬不然。我认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进行撰述，是一部讲职官的书；而《通典》则“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39]，是一部广泛地讲典章制度的书，它们在渊源上和内容上的歧异昭然若揭。事实上，《通典》的真正渊源不在《政典》，而在历代正史之书志。梁启超在讲到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发展时说：“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40]梁启超从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说明《通典》跟史志的渊源关系，说明杜佑是顺应了“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统括史志”这一“通”的史学发展潮流，其所持论点是正确的。可惜，梁启超的论点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以致在新近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尚有沿袭新、旧《唐书》之《杜佑传》的旧有论点的。

现在来说裴潾编撰的《大和通选》。裴潾，两《唐书》有传。他是德宗至文宗年间人。宪宗时为谏官，后来做到起居舍人，因上疏反对宪宗酷信神仙、滥服奇药而被贬。穆宗时，做到考功吏部二郎中。敬宗时，任给事中。文宗时期，官至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在仕途上，裴潾“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41]，说明他是一个为人正直的人。

《大和通选》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四·总集类》有著录。这书是裴潾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编集的。史载：

（大和）七年，迁左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42]

据此可知，《大和通选》是一部类似《昭明文选》的著作，是为续《昭明文选》而编集的。按通常的看法，这书本是文章汇编，并非历史著作。但是，文章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文献，此即章学诚所谓“以词章存文献”[43]，亦如他在地方志中所创立的“文征”一门。《大和通选》虽已佚，但我们今天读《文选》，读《唐文粹》、《宋文鉴》，读《元文类》、《明文衡》、《清文汇》等书，从中得到对于历代社会风貌的认识，亦可想见《大和通选》的这种作用和意义。因此，章学诚把《大和通选》作为“通史家风”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看待[44]。我们把章学诚提倡的这种表现形式称作“文征体”，而《大和通选》则可以看作是文征体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