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史撰述不断增多的趋势

一、南北朝时期的通史撰述——《科录》和《通史》

自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止，六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历史编纂来看，这个发展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史书种类的增多，一是朝代史的撰述风靡一时。这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十三类史书中，看得很清楚。而在这几百年中，史学家的通史撰述则寥若晨星，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经被大多数史学家遗忘了似的。隋朝陆从典曾经执行一个宏大的撰述计划，即“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可惜他没有把书写完就被免职了[1]。其间值得提到的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北魏元晖召集史家崔鸿等所撰的《科录》二百七十卷，凡“百家要事，以类相从”，“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2]。另一部书是南朝梁武帝命吴均等所著的《通史》六百卷，上起“三皇”，下迄齐、梁[3]。这两部书，是司马迁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时，后者所能见到的规模较大的通史撰述[4]。

然而，刘知幾对这两部通史的评价都不高。他批评《通史》说：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这说明，《通史》是纪传体通史。至于《科录》，刘知幾认为：“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他进而指出，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5]。刘知幾对《通史》和《科录》的批评是否恰当，已不可深考，但他对通史撰述多有微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批评《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他甚至认为撰述通史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反之，他对断代为史的《汉书》则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6]刘知幾还把历代史书分为六家，认为：《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其体久废”，现在还能“祖述”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了。他指的是断代的编年史和断代的纪传史。由此，刘知幾进而断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7]班，是指班固和他的纪传体朝代史《汉书》；荀，是指荀悦和他的编年体朝代史《汉纪》。在刘知幾看来，班、荀二体的断代为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至于通史之作，那是“述者所宜深戒”的[8]。

诚然，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是他根据对当时史学发展情况所做的概括而提出来的，因而不能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但刘知幾的论点却有明显的片面性，即他在充分肯定班、荀二家断代为史的成就，展望班、荀二体的前景的时候，忽略了以至否定了撰述通史的重要性。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就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对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的许多问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探索；但是，他对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却没有作认真的思考，这就妨碍了他有可能在通史撰述方面也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一个问题：通史撰述有没有广阔的前途？撰述通史是不是“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的？对此，中唐和晚唐的史学家们首先做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