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家所撰“正史”流传至今的共有十三部，它们是：范晔的《后汉书》（含司马彪的《续汉书志》），陈寿的《三国志》，房玄龄等的《晋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的《周书》，魏徵等的《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这十三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中的半数以上，在中国古代史家撰写皇朝史领域中，具有非常显赫的历史地位。

其重要历史地位之一，是它们记述了中国自东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即在政治上从统一到分裂，又从分裂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的阶段；其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建置的演化，民族间的冲突与重新组合及走向融合等，都呈现出空前活跃、空前复杂的面貌。所有这些，构成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都在这十三部“正史”中得到了系统的、全面地反映。这些“正史”的作者以及这些“正史”所反映的历史内容，都得到了后人对之表示的敬意。

其重要历史地位之二，是建立并健全了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撰写“正史”的制度，从而使这一制度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正是这个优良传统保证了关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一大贡献。

其重要历史地位之三，是史学家群体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进一步强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历史撰述中接续前史的意识，如范晔撰《后汉书》，本有写出“十志”接续《汉书》志的计划；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由后人刘昭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之。又如《魏书·地形志》所叙，则上承《汉书·地理志》；《隋书》十志更是包含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制度；唐修《晋书》，其志则追叙三国，而其空间则包括“十六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晋史。再如《南史》、《北史》，以“通史”形式分叙南朝史和北朝史，一则使纵向贯通，二则使南北互见，三则反映“天下一家”的历史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史学家们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在不断提升。

其重要历史地位之四，是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精神，如范晔在诸家东汉史撰述的基础上，强调“自得”和“以文传意”，写出了新的《后汉书》；唐初史家群体在原有十八家晋书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新《晋书》；李延寿不满意南北朝时期史家撰述“正史”中存在的问题，决心继承父志，终于写出《南史》、《北史》，以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等“八书”因各自分撰而难以避免的缺陷。凡此，都表现出史学家们在历史撰述上的历史责任感和不断追求信史的精神，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榜样。

当然，这时期的“正史”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局限。如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书、志，虽由后人以不同方式予以弥补，但终究美中不足。如南北朝时期的三部“正史”，即《宋书》、《南齐书》、《魏书》，互以“索虏”、“岛夷”相称，且记双方史事每每失实，这虽是当时南北朝对峙所造成，但毕竟在史学上留下了不好的影响。如史馆的设立，为官修史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显示出在撰写“正史”方面的优势，但由于监修国史者人人殊异，其言亦各不相同，扰乱了修史环境的正常氛围，从而限制了史馆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造成了史书撰写中的曲笔[125]。由此可见，史馆修史是历史和史学发展的产物，它既有积极推动史学发展的一面，也有制约以致阻碍史学发展之现实的或潜在的因素。这在唐代史馆关于本朝的实录及国史的撰写中时有反映，而这种局限性在后世的史馆修史中也不断地表现出来。

[1] 宋（420—479年）时，裴松之注《三国志》，价值不在原书之下；范晔著《后汉书》。齐（479—502年）时，臧荣绪撰《晋书》一百一十卷，为唐初重修《晋书》之主要蓝本。梁（502—557年）时，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后汉书》百卷，已佚，又撰《南齐书》六十卷；梁武帝敕群臣撰《通史》六百二十卷，“上自太初，下终齐室”（《史通》卷一《六家》）。

[2]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九《王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01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5页。

[5] 王仲荦认为：“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伎，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上的成就，为以后唐宋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魏晋南北朝史》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6]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页。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9] 刘知幾激烈批评唐代史馆的弊病（参见两《唐书》本传），是有针对性的，即主要指唐高宗中期以后至玄宗以前这一时期的史馆。我认为，唐初史馆与这一时期史馆是有所不同的。

[10]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12]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03页。

[13]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14]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41页。

[15]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九《王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09页。

[16]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17]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8] 刘知幾：《史通》文前《史通通释举要》，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9]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20]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刘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1页。

[21]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页。

[2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包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6页。

[2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四《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2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25]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敬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页。

[26] 《新唐书·儒学传上·敬播传》记：“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

[27]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957页。

[28]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29]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3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略同。

[3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2598页。亦可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亦可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2页。

[34]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1页。

[3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页。

[3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37] 见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38]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39]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萧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5页。

[4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据《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于文字略有订正。又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

[4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42]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2页。

[43]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44] 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5]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八人中有赵弘智而无卢承基。

[46] 这一点，两《唐书》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历来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晋书》的撰写体例是敬播制订的。《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载：“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新唐书·敬播传》也说：“（敬播）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出版说明”亦主此说，认为“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这两种说法，离则两伤，合则两全，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晋书》体例首先是由敬播提出的，而最后是由令狐德棻“取决”、“诹定”的。

[47]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48]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第79页。

[49]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9页。

[50] 《旧唐书》本传记令狐德棻任礼部侍郎事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此稍有出入。

[51]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52]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53]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54] 参见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55] 见曹寅等：《全唐诗》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9～450页。

[56]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7]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59] 《隋书》纪、志、列传共八十五卷，其中有序、论七十七首：“纪”有“后论”三首，“志”有“序”七首，“列传”有“后论”五十首、“序”十四首。除“志”以外，序、论皆魏徵所作。

[60]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61]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62] 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6页。

[63] 以上均见魏徴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64] 以上均见魏徴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65]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66] 以上所引均见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1～673页。

[67]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页。

[68]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4页。

[69]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8页。

[70]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七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29页。

[71]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44页。

[72]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一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71页。

[73]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5页。

[74]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五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0页。

[75]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76]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09页。

[77]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46页。

[78]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22页。

[79]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六《房玄龄传》。

[80]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81] 魏徵等：《隋书》卷六《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页。

[82] 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83] 以上史家姓名据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校增与校改，见古代部分第4册（董家遵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2页。

[84]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85]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86]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87] 郑樵：《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2页。

[88]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89]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晋书二·总论”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9页。

[90]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8页。

[91] 以上分别见《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卷六十九《王劭传》、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卷五十八《杜台卿传》、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

[92] 以上分别见《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周书》卷四十二《萧大圜传》。

[93]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94] 《吴越春秋》，编年体史书，东汉赵晔撰，记战国吴、越两国史事。据说原为十二卷，今存十卷。

[95]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96]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97]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

[98] 实为二百三十三年，此误。

[99] 李延寿说的“八代”，是指：北朝的北魏及西魏、北周、隋，以及与西魏、北周同时并存的东魏及北齐，共四代；南朝的宋、齐、梁、陈共四代。

[100] 《南史》和《北史》比南、北八书简约，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如《南史》和《北史》无志，而南、北八书中半数有志，共九十一卷。不过就纪传部分来看，前者也比后者要简约得多。

[101] 以上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

[10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五年（210年），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所载曹操十二月令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103] 班固：《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1页。

[104] 请参阅瞿林东：《评〈隋书〉史论》，见《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3～188页。

[105]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附李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6页。

[106] 《高氏小史》：唐高峻撰，初为六十卷，后其子高迥析为一百二十卷，是一部节抄历代史书的通史。

[10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正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7页。

[108]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史部·杂史类”条，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页。

[109] 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四“别史类录”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110]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历代史本末”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1页。

[111]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令狐德棻”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02页。

[112] 见《南北史续世说》俞安期叙，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翏翏阁刻本。此书曾被认为是唐人所撰，亦曾被人认为是明人的伪作，此二说皆误，参见宁稼雨：《关于李垕〈南北史续世说〉》一文，《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

[113] 见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史钞类》。

[114] 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五《史部·史钞类存目》、《宋史·艺文志·类事类》。

[11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唐时以《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书为十三代史也。”（见“十三史、十史”条）“宋人于‘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于是有‘十七史’之名。”（见“十七史”条）

[116] 见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史钞类》、卷二百五《艺文志·类事类》。

[117] 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史钞类》著录。

[118] 见脱脱等：《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艺上·蔡松年传附蔡珪传》。

[119] 汪士铎书稿撰成后因战事散失，同治十一年（1872年）获得十四卷存稿；光绪末年，李肇偁又刊行另外十三卷存稿，合计二十七卷。它们与近人徐崇所撰《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合为三十卷之数，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中。

[120] 见周嘉猷：《南北史年表》引言，《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905页。

[121] 见胡德琳：《南北史年表》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905页。

[122] 见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引言，《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983页。

[123] 徐崇：《补南北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649页。

[12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八朝史至宋始行”条，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

[125]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