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的历史编纂思想与“八书”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这从二者的史论中，反映得很突出。概括说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二史”史论的去谀、补实、主通这三个特点。

首先说去谀。“八书”当中，《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论多有谀辞，这跟它们的作者及撰述的环境自有一定的关系。“二史”撰于唐初，去宋、齐、北魏已久，故对以上三部史书之史论中的谀辞，有一定的删削。例如，《宋书·武帝纪》后论为了“证明”刘宋代晋比魏、晋的立国更加“合理”，它这样写道：“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至于宋祖受命，义越前模。”下文还说：宋高祖（武帝）刘裕“祀晋配天，不失旧物”。李延寿显然是不满意这些看法的，所以他在《南史·宋本纪上》后论中删去了这些话。又如，《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为了说明萧道成所建立的齐皇朝是顺天应人而非得之于武力，跟汉、魏、晋、宋都有所不同，他在《南齐书·高帝纪下》后论中写道：“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汉高神武骏圣，观秦氏东游，盖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闻少公之论谶，亦特一时之笑语；魏武初起义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宋氏屈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时推雄，卒开鼎祚。”这就是说汉、魏、晋、宋等朝之“有天下”，都是凭武力“取之”，还不能做到如同圣人之有天下，是德之所至，“受之”而已。而萧道成之有天下，则近于圣人了：“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他认为，萧道成本无心于做皇帝，而其所以做了皇帝，建立齐朝，是其知天命而不得不如此的。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他在梁朝时撰《南齐书》是得到梁武帝赞同的，而梁武帝在齐朝也处于宗室的地位，所以萧子显才放着胆子大肆美化萧道成，写了这么多谀辞。对此，李延寿是不以为然的，他在《南史·齐本纪上》后论中删去了这些过分渲染的谀辞。“二史”对“八书”史论的去谀，不限于帝纪，在列传中也有反映。如《魏书·尔朱荣传》后论在罗列尔朱荣的“功绩”后写道：“苟非荣之致力，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矣。”这里，《魏书》作者魏收是借用了曹操的自我评价来评价尔朱荣的[102]。《北史·尔朱荣传》后论删去了这几句话，以示其不赞成以尔朱荣比拟曹操的论点。《魏书·尔朱荣传》后论针对尔朱荣终被孝庄帝所杀一事，不无惋惜之意，说他是“末迹见猜”，又把他同汉初名将韩信的结局相提并论。李延寿则将“末迹见猜”改为“末迹凶忍”，认为他的被杀实由于此，同时删去了以尔朱荣同韩信相比附的文字，等等。以往的研究者只注意到“二史”对“八书”史文的删节，很少注意到其对原书史论的删节。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李延寿对原书史论的删节，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删繁就简，而是包含着对历史人物评价上有不完全同于原书的地方，既有评价分寸上的差别，又有历史观点上的异趣。从这些差别和异趣中，进而深究原书的史论，固然也各有成就，然好为谀辞当是一个通病。李延寿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宋书》、《南齐书》、《魏书》的这一通病，故把去谀作为他删节原书史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其次说补实。补实，是补叙事实，或据所补事实而发表议论。《梁书·武帝纪》后论对梁武帝极力歌颂，对他的昏庸的一面，作者仅仅说了“及乎耄年，委事群幸”。这样的评论，就没有概括出梁武帝的全貌，显然是片面的。以《南史·梁本纪中》后论之论梁武帝的文字与《梁书·武帝纪》后论相比，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南史·梁本纪中》后论的前半部分，是据《梁书·武帝纪》后论的前半部分改写而成。但删去原书史论针对南朝萧齐皇朝所说的几句话：“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这些话，本是意在说明梁之代齐的“合理”。同时，也删去了原书史论对梁武帝统治时期的过分美化之词：“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旁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这些夸大不实之词，不符合梁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国力，何况还有“天祥地瑞”一类的妄说。第二，《南史·梁本纪中》后论的后半部分，不取《梁书·武帝纪》后论的后半部分指斥“朱异之徒”的乱政，把梁的衰败的责任推给臣下，而是根据李延寿自己的见解，写出了对梁武帝昏庸一面的评价：“然先王文武帝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这段文字说明，梁朝的“乱亡”，梁武帝本人是要负主要责任的。由此，李延寿进一步总结了这样一条历史经验，他继续写道：“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对于“拨乱之君”来说，实在是深刻的教训。

又如，齐、梁帝室都是萧姓。《南齐书·高帝纪上》称萧道成系“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汉御史大夫萧望之之后，《梁书·武帝纪上》也说萧衍是“汉相国何之后”、汉太子太傅萧望之所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风崇尚门阀。《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作为齐之宗室、梁之显贵，为抬高齐、梁两朝皇室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妄相攀附，以萧何、萧望之为其先世；《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因其所误，写入《梁书》。对此，李延寿确知其不实，故在《南史·齐本纪上》后论中明确地写道：

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陈，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

所说“随而改削”，是指从齐、梁本纪中删去有关跟萧何、萧望之有联系的字句。这里，李延寿所述之事实，是吸收了同时代史家颜师古所作考订的成果。颜师古在《汉书·萧望之传》的第一个注文中写道：

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按：萧望之字）巨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103]

酂侯，即萧何封号。《汉书·萧何传》叙萧何后人直至王莽之时，而未曾言及萧望之；其《萧望之传》亦未论及他与萧何有什么关系，可见《南齐书》、《梁书》所说，不足取信。颜师古的考订，揭示了“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之弊，也指出了那个时代崇尚门阀的风气。颜师古与姚思廉是同时代人，又曾同在史馆合作修史，故没有说明“流俗学者共祖述焉”是指何而言。李延寿也曾与姚、颜同在史馆修史，但《南史》、《北史》写定进呈时，姚、颜谢世已各有二十余年和十余年之久，故李延寿能够把颜注同《梁书》直接联系起来而不会有什么顾忌。

最后说主通。“八书”纪、传以皇朝断限，“二史”分别贯穿南朝史和北朝史，是相对意义上的通史。“二史”史论反映出主通的特点，是其体例上的必然要求。这一点，从“二史”诸类传的史论中看得十分清楚。

《北史·儒林传》序，是一首长约二千九百字的史论。它的前半篇约二千字是根据《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有关旧文改写的，但已写成了北朝至隋的“儒林史”论纲。它的后半篇约九百字是按《周易》、《尚书》、三礼、《毛诗》、《春秋》、《论语》、《孝经》分类，写出了北朝的学术流派、师承关系。兹录其论研习《周易》、《尚书》者如下：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

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

其论三礼以下至《论语》、《孝经》，亦皆如此。尤为难得者，这首序文的末尾还对南北学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比较。李延寿写道：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这一段话，对南北学术各有所“好尚”以及学术面貌之总的特点，作了明确而扼要的说明。通观此序全文，颇有论列南北朝学术思想史的气势，非具有主通的意识与能力不能达成此境地。

《南史·恩幸传》序，其篇中部分，是据《南齐书·幸臣传》序文写成，但于篇首、篇末，李延寿都增写了若干文字。篇首增写的文字，指出“古之哲王”对于任用身边亲近之人，“莫不斯慎”，然“自汉氏以来，年且千祀，而近习用事，无乏于时，莫不官由亲近，情因狎重”。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李延寿在篇末写道：“爰及梁、陈，斯风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幸者，今立以为篇，以继前史之作云尔。”这首史论，经过李延寿的增益、润色，起到了对“恩幸者”现象做历史考察的作用。

《北史·孝行传》序，是根据《魏书·孝感传》序、《周书·孝义传》序、《隋书·孝义传》序旧文写成，但李延寿也增写了一段文字，说明“孝”的作用。他写道：

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这一段话，说明了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什么要重视“孝”，也说明了史学家们撰写“孝义传”的目的。例如，《南史·循吏传》序系据《宋书·良吏传》序改写，而作者在文前增写了关于循吏的作用的一段文字；《南史·儒林传》序是根据《陈书·儒林传》序写成，并增写了相关文字；等等。李延寿在“二史”许多类传的前序和后论中增写的文字，或多或少，都把类传的宗旨表述得更为明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新认识。在这方面《北史·艺术传》序前半篇系据《隋书·艺术传》序改写，后半篇出于作者自撰。其自撰部分，一方面，交代了“自魏至隋，年移四代”以来的众多的“艺术”家名单。另一方面，说明了本传不按朝代编次而按“以类区分”的体例编次的缘由，李延寿这样写道：

（至于游心艺术者）前代著述，皆混而书之。但道苟不同，则其流异，今各因其事，以类区分。先载天文、数术，后载医方伎巧云。

这短短的几句话，表明了贯通的思想和体例上的创新。《北史》通数史为一史，而《艺术传》所记人物又有“道苟不同，则其流异”的特点。因此，李延寿改变了原史按时间先后编次“艺术”家列传的方法，采用“以类区分”的体例，从而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时期“艺术”家的总体面貌以及不同的“道”与“流”的状况。这些改变，显示了作者的通识。

在“二史”的史论中，有关去谀、补实、主通的实例，还可以举出不少。仅就这几个方面来看，所谓“李延寿论赞，全是剿袭”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应当予以澄清。不仅如此，从“二史”史论的去谀、补实、主通这几个方面来看，还显示了李延寿在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上的一些特点和优点。

当然，“二史”史论也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甚至也有明显的缺点。李延寿在“八书”史论基础上增写的一些文字，有的是多余的，甚至是诬妄的。如《南史·陈本纪下》后论中竟引用童谣为据阐发己论，他写道：

始梁末童谣云：“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皂荚相料理。”及（王）僧辩灭，群臣以谣言奏闻，曰：僧辩本乘巴马以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谓陈也；而不解皂荚之谓。既而陈灭于隋，说者以为江东谓羖羊角为皂荚，隋氏姓杨；杨，羊也，言终灭于隋。然则兴亡之兆，盖有数云。

童谣的荒谬，是很显然的。“梁末”的童谣，竟然把后来发生的梁、陈、隋三朝兴亡更迭之事都暗示出来，可谓荒谬之至。这无疑出于后人的杜撰与附会，李延寿把它写入史论，并由此而联系到“兴亡之兆，盖有数云”，这就是双层的荒谬了。对于“二史”史论中的这种缺点自亦不必讳言。

“八书”史论各有成就，其中《隋书》史论最为突出[104]。这里所说“二史”史论有去谀、补实、主通的特点，相对于“八书”来说，亦各有程度上的不同，不应由此而对“八书”史论作简单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