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因未能实现而引为“没齿之恨”。这在李延寿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后来的史学事业，就是从这里萌发的。如他所说：“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96]他决心接过他父亲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至贞观五年（631年）。这期间，李延寿参与修撰《隋书》；与此同时，梁、陈、齐、周诸史的修撰都在进行，皇家史馆集中了有关这些方面的许多历史资料。李延寿利用这个机会，在修撰《隋书》的同时，特别留心于那些他未曾见到过的“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的资料，并“昼夜抄录之”。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贞观八年（634年）至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在蜀中做官期间，在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这时虽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已在贞观十年（636年）修撰完成，但李延寿远在蜀中，不可能读到皇家图书馆的这些刚刚撰成的藏书。

第三个阶段，从贞观十五年（641年）至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延寿调回京城任太子属官，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这一次，他把撰写南北朝史工作的重点放在勘究宋、齐和北魏三朝历史中他所不甚了解的一些史料上面。

以上三个阶段共十四五年时间，李延寿一面参加史馆修撰工作，一面搜集、勘究资料，为撰写南北朝史作准备。

第四个阶段，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前后用去十六年时间。这时，由于褚遂良奉诏修撰《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遍得披寻”，进一步广泛阅读了史馆有关的藏书。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史馆撰述之余，他就抄写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魏、齐、周、隋八代史，即所谓“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97]。

在具体的撰述工作上，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抄录”南、北八史。第二个步骤，是“连缀”。李延寿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八朝历史，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贯穿不是简单的排比，它需要对许多史事进行改写，重新编次。在“连缀”过程中，“其烦冗者，即削去之”，“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此即“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第三个步骤，是补充史实，扩大记载范围。李延寿撰写南北朝史，在历史文献方面，在八代“正史”之外，他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多卷，凡“正史”上所没有记载的史料，尽量予以吸收，即“鸠集遗逸，以广异闻”。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三个步骤，李延寿终于撰成了《南史》和《北史》。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把《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先后献给了唐高宗。至此，李延寿实现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志，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南史》、《北史》的主要特点，是简要而贯通地表述了南北朝史。概而言之，就是：把南朝四史的本纪部分和北朝四史的本纪部分，分别按时间顺序“连缀”起来，对于同时并存的皇朝的历史也采用相同的做法，并将其编入适当的位置；人物列传，也大致按照皇朝顺序进行编次。具体地说，如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所讲的那样：

起魏登国元年（386年，引者注，下同），尽隋义宁二年（618年），凡三代（北魏—西魏、北周、隋三代）二百四十四年行事[98]，兼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尽（北）齐隆化二年（577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420年），尽陈祯明三年（589年），四代（宋、齐、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99]，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

这样，《南史》就贯穿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历史，《北史》就贯穿了北魏与西魏、东魏与北齐、北周、隋四代（实则为六个朝代）的历史。在当时的条件下历史编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史学家具有对历史的深刻见识和对史书编著的宏大气度。

李延寿实现了他父亲的撰写南北朝历史的遗志，在总的方面也都反映了李大师的著述计划。但在对待李大师打算模仿《吴越春秋》，以编年体来撰写南北朝历史这一点上，李延寿是作了修正的。他根据自己的见解和纪传体史书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的实际情况，改用纪传体撰写《南史》和《北史》。用他的话说，这是“以拟司马迁《史记》”。

《南史》和《北史》不仅在贯穿南朝史和北朝史方面，同南、北八史有显著的区别，而且部帙也比南、北八书大为减少。可以认为，《南史》和《北史》不仅是贯穿南北朝史的历史著作，而且是叙事简要的历史著作。南、北八史共五百六十六卷，多有繁文冗词。李延寿在“连缀”八书旧文时，“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对八史进行删削，尤以诏书和表文被删去最多，而于史事部分则尽量保留。因此，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在卷帙上只占南、北八书总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文字上只占南、北八书的二分之一左右[100]。这样，《南史》和《北史》在叙事方面就比南、北八书简要得多。这一长处，一再受到后人的好评。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得到令狐德棻的有力支持，这可以看作是唐初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任何一个史学家的史学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存在。李延寿能够撰成《南史》和《北史》这样的巨著，除了他主观上的种种原因和勤奋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他提供的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在这些客观条件中，比较重要的是：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史学活动的积极影响，南北朝至唐初时期一系列史学著作可以作为直接的借鉴，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和草创之功对他的激励与启示，同时代的史学家的帮助和支持。

李延寿在参与修撰《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初国史的过程中，和当时一些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史学家、经学家、文章家、科学家共事，受到他们的启迪、熏陶和帮助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李延寿撰写《南史》和《北史》帮助最多、支持最有力的，是史学家令狐德棻。从贞观三年（629年）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起，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止，令狐德棻和李延寿在三十年中几度共事，几度合作。当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时，正值令狐德棻担任监修国史之职。李延寿首先把《南史》八十卷送呈令狐德棻审阅。令狐德棻对一些谬误之处作了改正。接着，李延寿又把《北史》一百卷送呈令狐德棻，令狐德棻如同对待《南史》一样，审阅、订正了《北史》。最后李延寿在令狐德棻的支持下，以《南史》、《北史》普遍征求宰相们的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赞同，得以正式向唐高宗上表献书[101]。李延寿能够遇见这样一个在史学事业上的支持者，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