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师的南北史观念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南下灭陈，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继隋而起的，是唐高祖李渊父子建立的统一、强盛的唐皇朝。从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到隋唐的统一、安定，是这一时期的最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生机和繁荣兴盛的局面。

这个历史转折还对当时的和以后的史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年）说：“隋氏受命，海内之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这表明，随着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过去因国家分裂而产生的南北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有所淡化。史学家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了，从而对史书编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这些，集中反映在史学家的“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撰述思想上。这是隋至唐初史学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既反映在修史工作上，也反映在修史思想上。

从修史工作来看。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的史学家都写过前朝史，但南朝史学家很少写过北朝专史，北朝史学家也很少写过南朝专史。这主要是当时政治上分裂的原因所致，史学家的思想、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隋统一后，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隋朝的修史工作虽然都由朝廷直接控制，但它已经打破了南、北各自修史的局面。隋朝，关于北朝史的著述有：魏澹著《魏书》九十二卷，王劭著编年体《齐志》二十卷、纪传体《齐书》一百卷，李德林著《齐史》三十八篇（未完成稿），杜台卿著《齐记》二十卷，牛弘著《周史》十八卷（未完成稿）[91]。隋朝是取代北周而来，它重视北朝史的修撰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它对南朝史的修撰也是很重视的。隋朝关于南朝史的著述有：许善心著《梁史》七十卷，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史、陈史（未完成稿），萧大圜著《梁旧事》三卷[92]等。像这样同时顾及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修史工作，只有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唐初的修史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

从修史思想来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裴矩撰《西域图记》三卷，记述西域四十四国的历史、风俗、山川险易，并附有地图。裴矩在这书的序中指出：隋皇朝统一全国，造成了“无隔华夷”（取消华族和夷族的界限）、“混一戎夏”（统一戎族和夏族）的局面。如果史书“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93]。他说的华族、夏族即指汉族而言，他说的戎族、夷族即泛指少数民族而言，而所谓“表威化之远”，就是要显示隋皇朝的无边威望和教化力量。他的这些话，反映了隋统一后史学家们对现实的新的认识和对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这种情况，到唐初表现得更为明显。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仅仅四个年头，唐高祖采纳史官提出的修撰前朝“正史”的建议，并在第二年下达了修撰前朝史的诏书。诏书指出：魏、齐、周、隋、梁、陈都是历史上的正式的皇朝，它们历世相传，都存在过一段时间。虽然它们在制度上、礼仪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也曾有许多嘉谋善政、名臣奇士。这些皇朝的历史不应当被埋没，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的历史撰述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初君臣的认识中，南朝、北朝都是正式的皇朝，它们的历史都是“正史”，都应当受到重视。这种认识，较之南北朝史家彼此以“索虏”、“岛夷”相称，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李大师编写南北朝史的“著述之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李大师（570—628年），字君威，北齐至唐初人。他祖上是陇西大族，世居相州（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高祖父李承和高叔祖父李冲都曾在北魏做官，李冲还是协助冯太后和孝文帝实行改革的有力助手。其祖父李晓先后在东魏、北齐为官，父李超在北齐和隋朝做过县令。

李大师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的分裂、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二十岁那年，隋朝统一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大师非常好学，读书的范围也很宽广，因而他很熟悉前代历史和当世人物。

李大师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著述之志呢？其子李延寿后来说：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94]，编年以备南北。[95]

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的著述志向和具体的著述计划，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李大师不仅对于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很好的造诣，而且他很早就萌发了一个远大的“著述之志”，这就是“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即写一部按时间顺序记述史事的、完备的南北朝史。

第二，李大师对自己将要撰写的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具体要求是：（一）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观念和做法。（二）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各以本国详尽、他国简略的通病，在史料的运用上和史事的叙述上应对南、北做同等的看待。（三）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因避讳、偏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书“往往失实”的缺陷，求得史实上的准确。这是李大师“常欲改正”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史书的弊端的具体做法，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卓识。

第三，从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和具体要求来看，他对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的、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史书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至少可以说，他对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所“常欲改正”的几条弊端，在这三部书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是在隋朝统一以后开始萌发并逐步成熟起来的。

李大师虽早有著述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他真正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是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可惜，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只进行了两年，他就过早地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在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把没有完成自己的著述计划看作是终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