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的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二十一人。令狐德棻被参撰者“推为首”，他和敬播在制订《晋书》体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晋书》以南朝齐人臧荣绪（415—488年）所撰《晋书》为蓝本，采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予以补充，重新撰定。刘知幾特别强调它“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伪史十六国书”[84]。这反映了新修《晋书》在所取文献上和内容上的特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晋书》撰成，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目录各一卷。叙、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

《晋书》记事，起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迄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晋四帝、东晋十一帝共一百五十六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晋书》对于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家的撰述修养和创造才能。《晋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因其“参考诸家，甚为详洽”[85]，在内容上也很充实。因此，《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86]。《晋书》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重视和认真处理。它继承了《东观汉记》所用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夷”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更有认识上的发展。它同“五代史”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载记中颇有写得精彩的篇章。关于石勒的两卷，写他斩祖逖部下降者继而送首于祖逖，写他“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写他“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及所发论议，写他在宴请高句丽使者筵席上对汉高、韩、彭、光武、曹操、司马懿父子的评价及自认“当在二刘之间”的谈话，都写得酣畅淋漓。关于苻坚的两卷，写他登龙门、游霸陵而与臣下论前人得失，写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写他广修学官、亲临太学，写他的淝水之败、长安之失，也都极有声色。

《晋书》的十篇志是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罚，写出了两晋的典章制度。天文、律历写得充实、有序，是《五代史志》中天文、律历二志的姊妹篇。《地理志》的总叙写出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的等级、宽狭，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它的正文两卷详载两晋州、郡、县的建置，每州有小序一篇，述其由来及所统郡、县、户之数。其他各志，也都写得井然有序。郑樵说：“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87]这是对《晋书》志特点的肯定。

《晋书》同“五代史”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像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跟晋史距唐年代久远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88]，是其缺点。总的来看，如宋人叶適所说：《晋书》“叙事虽烦猥无刊剪之功，然成败得失之际，十亦得七八。史臣语陋，无一可采，然予夺亦不差”[89]。从主要方面来看，这个评论大致是公允的。《晋书》撰成后，唐太宗“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90]。次年，唐太宗就去世了。但他在《修晋书诏》中说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却是中国史学史上永久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