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史论的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对历史有深刻的见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同时，《隋书》史论还颇具当时统治者言论的一些特色。这是因为：第一，唐朝的封建统一政权是隋朝封建统一政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没有隋朝，就没有唐朝。因此，唐初统治者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是极为推崇的，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致使“金陵失险”、“单于款塞”，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56]的统一局面，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第二，唐初统治者对于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异常钦慕的，认为：隋文帝时，“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57]。第三，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皇朝，为何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子孙殄灭”了呢？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可见，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有许多引为鉴戒的历史经验教训。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乃令“秘书监魏徵修隋史”[58]，魏徵就做了《隋书》的主编。《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记：“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可见，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而且还撰写了《隋书》的序、论[59]。

魏徵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与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密切关系，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谋划人物和决策人物之一。《隋书》史论，不仅反映了以魏徵为代表的一批谏官、元臣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

因此，考察《隋书》史论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观点和理论，可以揭示唐朝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进而可以说明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论点之一：“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隋书》史论对于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

唐继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犹如西汉初年陆贾受刘邦之命作《新语》一样[60]，成为《隋书》史论极为重视的中心问题。

《隋书》史论的作者注意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61]，而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62]。这一段评论，把隋炀帝统治时期骄横残暴的政治揭示得极为深刻。联系到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日、巡幸不止等做法，这个评论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荒无度，法令滋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正确的论断。这些议论，是接触到隋朝灭亡的根本问题了。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65]《隋书》史论的作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可见，他希望唐朝统治者要记取隋亡的教训。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撰者根本的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66]这些议论，从政治观点来看，无疑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统治，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论点之二：倡导“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吏治和统治秩序。《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这就是所谓“化人”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67]，主张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其实，这种思想恰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教化”之说，主张“化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当时的社会。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68]，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一个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十分不易。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至于他提出的“化人”的办法和标准，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的。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69]魏徵借评论历史，既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同时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为了实现前者，必然要求后者。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课题。一个新建的皇朝，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略？这不能不成为唐初统治集团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有力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李穆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无“忠信”，而其子孙“特为隆重”，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70]！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事周“靡忠贞之节”，奉隋“愧竭命之诚”，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71]。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72]。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73]！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獐凶魁，相寻菹戮，蛇琢丑类，继鹭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74]显然，魏徵之所以要对这些人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着两个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唐朝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

论点之三：充分肯定“有隋多士”的历史作用。《隋书》史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这种见解，从历史观点来说，它注意到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作用。比之于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从政治目的来看，《隋书》史论的撰者正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来肯定一大批唐代的开国元臣、宿将，进而希望唐代统治者继续广开贤路，选拔人才。

基于上述观点，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称道李谔等人各有所长，“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75]，充分肯定他们各自在某个方面的专长和作用。魏徵夸奖李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邺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76]。高度评价了李德林的才华出众及其在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业中的将领，指出：“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77]赞叹他们在这历史性的事件中所发挥的极不平凡的作用，等等。总之，魏徵认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隋皇朝的建立，本是各种各样人才发挥作用的结果，并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于他们在历史上都做出过贡献，因而他们的事迹将“留于台阁”，不可磨灭，并不因为隋朝的灭亡，而使这些“北辰之众星”失去光辉。魏徵能够用这种观点去评价前朝的历史人物，的确是十分难得的。

此外，《隋书》史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注意到客观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譬如，《隋书》史论在评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78]这就是说，杰出人物的出现，除了自身的条件（如“皆一时之壮士”）而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如“遇其时”）。这同有的史家宣扬的“英雄造时势”的认识比较起来，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魏徵提出的“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认识，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这个认识，不仅符合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基本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皇朝来说，则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他希望巩固唐代开国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唐太宗以凌烟阁为名臣图形，应当说就是基于与魏徵相同的认识。其次，他认为“守成”是比“创业”更为艰难的事业[79]，因而希望唐朝统治者能够招纳更多的人才，为巩固唐皇朝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批评封德彝认为当代“未有奇才”的错误认识是“诬一世之人”，正反映了唐太宗求贤的渴望和真诚。于此，我们进一步看到：魏徵的这个认识，固然是他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的表露，同时也是唐初统治集团的意志的反映。大气磅礴、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归根到底是当时各族人民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同唐初统治集团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种种政策和方略，其中包括对各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以上所论，并未包括《隋书》史论的全部问题。然而，仅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来看，魏徵在《隋书》史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尤其在历代皇朝的官修史书中，确实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成就。

《隋书》史论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和史学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