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史纪传的成书

唐太宗贞观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书》五十六卷：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姚思廉（557—637年）撰。

——《陈书》三十六卷：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姚思廉撰。

——《齐书》五十卷：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李百药（565—648年）撰。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五十卷：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4—644年）、崔仁师撰，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隋书》五十五卷：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魏徵（579—642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皆魏徵所作。魏徵还撰写了梁、陈、齐三史帝纪总论。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药都有家学传承，《周书》、《隋书》具有更明确的官史性质。在诸史作者中，大致说来，魏徵长于史论，姚、李长于史文，令狐德棻长于史例。五代史在南北关系的处理上，大致采取了同等看待的态度，这跟《宋书》、《南齐书》称北朝为“索虏”，《魏书》称南朝为“岛夷”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在政治统一条件下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南北朝历史的新认识。五代史虽各自独立，但对所记历史内容也有一个全局的安排。梁朝、陈朝与少数民族及外域的联系，《梁书》专立《诸夷传》予以叙述，《陈书》则散见于纪、传之中；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北齐书》同《陈书》相似，《周书》跟《梁书》相同。《梁书》所记“海南诸国”，《周书》所记突厥、稽胡，都是极重要的历史内容。梁、陈、齐三史都有魏徵撰写的总论，反映出对前代历史评价上的总的认识。

五代史在编次上讲究以类相从的方法，除各类传外，其他列传也有不少是略按“义类”、“类会”编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与“类会”之间的关系便于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不过，五代史在表述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程式化的趋向。它们的帝纪，于朝代更替之际，详载新朝“受命”的各种诏策、玺书，讳恶溢美。它们的列传，必首列传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职，继而依次叙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风度，历任官阶，行事、文章，有的最后还写出遗诏、封赠、谥号、子孙官职、著述名称。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那种气势恢宏的帝纪，生动激越的列传，已难得见到。在门阀意识支配下，纪传体史书逐渐失去原来的活力。从局部来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数写得精彩的片段。《梁书》的《韦叡传》写合肥之役和邵阳之役，《康绚传》写堰淮之役，《昌义之传》写钟离之守，《周书》的《韦孝宽传》记玉壁之守，《王罴传》记荆州之守、华州之镇，都写得有声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见的佳作。

五代史的历史思想，从它们的史论中反映得最为鲜明。其成就以《隋书》史论价值最高，《周书》、《梁书》次之，《陈书》、《北齐书》又次之。

《隋书》史论自觉地总结隋朝得失存亡之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为唐皇朝统治提供历史借鉴。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有些记载还具有文献方面的价值。《梁书·范缜传》记载了范缜的长文《神灭论》，《北齐书·杜弼传》记述了邢邵同杜弼“共论名理”、在形神关系上的论难，是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献。《周书》卷三十八附记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元欣等十三人名单，是军事制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陈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梁典·序》；《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与魏收论史书起源的往还书信，《魏澹传》载《魏书》义例，《许善心传》载许善心《梁史·序传》，《裴矩传》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等，是有关史学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