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其地位十分重要，故稍作详细叙述。他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首议购募遗书。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青年时期的令狐德棻勤奋好学，“博涉经史，早知名”，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曾经得到一次入仕的机会。但是，他却“以世乱不就职”。可见令狐德棻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政治主见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很受李渊的重视。武德五年（622年），他又当了秘书丞。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奏请购募遗书的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第二，参与唐初八史的修撰。令狐德棻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所谓“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这正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因为：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

——“总知类会”五代史的修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修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共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奖励。

——在新修《晋书》中的作用。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二月，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44]。唐太宗重修《晋书》的决定，是令狐德棻得以再次发挥他在史学事业上的才能的一个良好机会。他被唐太宗批准参加重修《晋书》的工作。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旧唐书》本传说：“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新唐书》本传也认为：“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这里说的同修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45]。令狐德棻能够被“推为首”，足见他是一位才能突出、很有声望的史学家。他对于制定《晋书》的体制和类例，负有主要的责任[46]。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晋书》，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刘知幾及后来一些史家，对新修《晋书》有不少批评，但是《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洽”[47]，自有它的长处。《晋书》在体例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于纪、传之外，另创载记，分记十六国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十载记，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南以北为索虏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48]。这跟取决体制、诹定类例的令狐德棻自然有极大的关系。

——支持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令狐德棻曾热情地支持和具体地帮助了李延寿个人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反映了他爱惜史才、奖掖后进的精神。李延寿为了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以十六年工夫，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二史，当时，令狐德棻担任国子祭酒、监修国史。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赞助、支持、检阅、详正和推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愿望和心血才没有付之东流。《南史》、《北史》的修成及列为“正史”而流传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劳的。

第三，参与多种撰述。令狐德棻是一位有漫长的著作生涯的历史学家。他对唐初史学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远见和史学才能方面，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大量的著述工作方面。他一生致力于皇家撰述工作（主要是历史撰述工作）凡四十余年，而“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可以这样说：凡唐初的重大历史著述活动，都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心血。

令狐德棻和唐初八史的关系，已如上述，下面列举的，是他的另外一些著述活动。

——参与修撰《艺文类聚》。《旧唐书》本传说：“（武德）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艺文类聚》一百卷，武德七年（624年）九月欧阳询奏上[49]。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类书之一，其引用古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余种，可见撰述者的博洽。

——参与修撰《大唐仪礼》。《旧唐书》本传载：“（贞观）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据《新唐书·艺文志二·仪注类》著录：“《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贞观十一年上之。”令狐德棻参与修撰的《新礼》就是《大唐仪礼》。

——参与修撰《氏族志》。《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50]。

——参与撰定律令。《旧唐书》本传云：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受诏撰定律令”。《新唐书·艺文志二·刑法类》有令狐德棻奉诏参与撰定《留本司行格》十八卷的著录，并详载是书于永徽三年（652年）奏上。

——参与修撰《五代史志》。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撰成后，唐太宗又命于志宁、李淳风等撰写《五代史志》。然唐太宗在世时，此书未成。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以令狐德棻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这时，他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五代史志》一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由太尉长孙无忌奏上。令狐德棻对促成此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与修撰《贞观实录》。《旧唐书》本传载：永徽四年（653年），德棻“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考唐初修撰贞观朝实录，先后有两次。一次在贞观十七年（643年），由房玄龄主持修成二十卷，始贞观元年，迄贞观十四年。另一次是永徽四年奏上。令狐德棻参与了后一次修撰工作，上文所引“贞观十三年以后”，当是“贞观十五年以后”之误。

——参与撰写武德、贞观二朝国史。显庆元年（656年）七月三日，令狐德棻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51]。同修者有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李义府、刘允（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关于这部“国史”，刘知幾评论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52]。据此可以明确：第一，《唐会要》所说的“八十一卷”，当是“八十卷”之误；第二，这是一部纪传体国史。《旧唐书》本传不载德棻参与修撰国史的事，当是一个疏忽。

——参与修撰《高宗实录》。《旧唐书》本传说：德棻“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新唐书·艺文志二·实录类》著录：“《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可见刘、吴所撰之《高宗后修实录》是《高宗实录》的续作。关于后者，《唐会要》有详细记载：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53]。《唐会要》于撰人中不载德棻，然据上引《旧传》、《新志》所载，德棻已于龙朔二年（662年）致仕，并在四年后即乾封元年（666年）去世。故《高宗实录》下限，当以《唐会要》所记止于显庆三年为是[54]；其卷帙各书所记不尽相同，无从深考。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令狐德棻还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四卷、《皇帝封禅仪》六卷、《令狐家传》一卷，以及《令狐德棻集》三十卷，多已遗佚，仅存五言诗一首，收在《全唐诗》里[55]。

令狐德棻从武德五年（622年）受诏撰《艺文类聚》及周史起，至龙朔二年（662年）致仕止，整整四十年中，“国家凡有撰述，无不参与”。他直接参与的著作在九百卷以上，尤其可贵的是，他“暮年尤勤于著述”。许多重要著作，如《晋书》、《五代史志》、《贞观实录》、《武德贞观两朝史》、《高宗实录》等，都是他在六十至八十岁期间参与修撰的。

“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令狐德棻的这两句诗，多少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情怀和他对于历史著述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