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意识的增强和皇家史馆的设立(1 / 1)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前所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37]。这是通过改撰魏史,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38]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汉书》学”的兴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隋朝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因此,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甚为贵游所礼”[39]。像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

总的说来,正统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都是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40]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诏书显示出他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定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41]。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为实现这次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42]。宰相负责监修,后称监修国史,成为定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称直史馆;凡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此后,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此制。中国古代官府修史绵延不断,史馆起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43]

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着手撰写《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都已完成,显示出官修史书的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