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当时亦称“《隋书》十志”[80]。永徽元年（650年），高宗复命令狐德棻监修。首尾十四年，至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十篇共三十卷，其志目、卷帙、编次如下表：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当时亦称《隋志》，故叙隋朝典制独不称朝代名而详记其年号。在史学发展史上，《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强调天礼、地礼、人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81]。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幕纱。这五志中也包含了一些社会史内容和科学史资料，但都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幽光。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它们以人事为中心，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的存亡及学术流变。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阐述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跟五代史中的帝纪多载“受命”诏策，而在有关列传中则写出皇权更迭的残酷真相，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它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历代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它以史书居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从文献分类上确立了史书的独立性和部类的区分，在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至宋、元、明、清而未有根本性质的变化。《经籍志》著录四部书，一般包含书名、卷帙、作者所处朝代、职官、姓名、本书存亡情况。其所著录书，“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经籍志》有总序一篇，四部、道、佛大序六篇，四部各类后序四十篇，道、佛小序一篇，共有序文四十八篇。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综论学术源流，是《汉书·艺文志》之作为学术史萌芽的新发展。序文阐述了文献与社会的关系、学术流变、学风得失，以及各具体部类的发展轮廓，撮其精要，论其短长，大致都写得清晰、精练。其史部大序写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

这是对史家修养和史学功用的很高的要求。序文中有不少独立的见解，为后世历代学术思想研究者所重视。

《五代史志》的各志，尤其是它的后五志，从不同的方面和范围反映了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特点，其中于经济、地理、历法、乐舞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反映出文明发展的新进程。《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止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来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