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设计基本完成之后，社会科学研究便进入资料、信息分析的阶段。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资料、信息的分析过程，是从一定的研究目的出发，运用特定的逻辑方法对资料、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研究就能“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14]，资料、信息便成为某种具有内在结构的东西了。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资料、信息的分析并不是纯客观的。贝利指出：“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是他所正研究的现象的参与者，而社会科学家则是。”[15]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就在社会现象之网中，资料、信息的分析必然体现着分析者的利益要求、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资料、信息分析是按研究范式的不同，沿着不同的路线上升的。一般说来，研究目的、理论框架、逻辑方法和思维坐标的不同，就会形成分析程序上升路线的差异，并往往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范式的分析法。其中，实证分析法、抽象分析法、批判分析法、策略式分析法和人文分析法是五种主要类型。

实证分析法遵循以社会事实说明社会事实的原则，其出发点是确认概念之间的三种关系，即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虚无关系，然后从中引申出纵向推理和横向推理，以达到经验可证实的因果关系为目的。

纵向推理或者是由概念层向经验层推理，或者是由经验层向概念层推理。前者是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即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经验、可测量的实际指标的过程；后者则是把可经验、可测量的实际指标抽象化、概念化的过程。横向推理则是同一层次内的推理，分概念层的横向推理和经验层的横向推理，即概念A→概念B→概念C和经验关系A→经验关系B→经验关系C。

实证分析法的程序是排除虚无关系，确立相关关系，由此进入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概念具体化和经验概念化的纵向推理，以及概念层和经验层的横向推理的综合，形成理论结构。但是，实证分析法停留在社会事物的现象分析上，是从现象到现象，并否认现象之中存在着本质。实证分析法的长处在于，它强调事物的可测定性。然而，它由此走向极端，否定了事物本质的客观存在，或者说把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实证分析法的长处与短处，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即必须寻找一种“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从现象到本质，从而走向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就是抽象分析法。

抽象分析法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立足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如此不断深入下去。这样，就能把握社会事物的本质特征。的确如此。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最好的望远镜看不到商品的交换价值，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商品的交换价值，“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17]。然而，马克思却用抽象分析法解答了“商品之谜”，真正把握了商品的本质特征。

抽象分析法沿着两条道路进行：

一是从感性具体出发，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比较、概括，抽象出该学科的初始概念，即元概念。此时，“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抽象的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动起来。

二是从元概念的矛盾运动中引申出其他概念及其运动，由此形成理论体系。这一过程就是概念辩证运动的过程，是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展开的过程，是“适当地叙述”现实运动的过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8]此时，“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材料的生命”就会“观念地反映出来”。[19]

理论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思维框架、思维圈的定型，并构成一种思维定式。思维定式的形成使特定的思维框架、思维圈产生排他性，即拒斥或扭曲不符合自身要求的新信息，并在面对实践所提供的新资料时，产生“思维盲区”和“无知境界”。在这个时候，人们面对一大批新问题，在一个又一个的思维矛盾中反复思索，寻求解释新资料、解决新问题的新的分析方法。批判分析法恰恰发生在旧的理论体系衰落，新的理论体系尚未产生之际，它实际上是抽象分析法的延伸。

批判分析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批判原有的思维前提和框架，寻找它的不完全性和逻辑缺口，以期在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中找到出路；二是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和出发点，一旦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元概念被抽象出来，就会立即调动起人们的思维**。此时，人们便会在各个领域，从各个角度势如破竹地批判旧概念、旧理论、旧方法，建构起新的思维框架和思维方法，并把这种新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解释新资料，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概念、新理论。

爱因斯坦指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逐渐发展和成功的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以后，它就很快地衰落”；“科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是由于旧理论遇到了危机，通过尽力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而产生的。我们必须检查旧的观念和旧的理论，虽然它们是过时了，然而只有先检查它们，才能了解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要性，也才能了解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正确程度”。[20]爱因斯坦指出的现象不仅在自然科学发展中普遍存在，而且在社会科学发展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科学发现的逻辑因研究范式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罢了。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资本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新的社会理论。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理想的分析方法是规则式的分析法，即把一切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形成从问题到目的的“搜索树”。然而，对于变动量大、随机性强的社会运动来说，这种规则式的分析法显然有其局限性。正因如此，策略式的分析法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通俗地说，策略式的分析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初，最终目标只是一种宽泛的设想，尔后，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它不断得到提炼和修正。”[21]奎因曾对十个跨国公司的成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绩卓著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向最终目标前进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22]。

策略式的分析法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手段—目的分析法。这种方法把达到目的的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即初始状态、中间状态和目的状态。一般说来，初始状态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状态即问题空间，才能达到目的状态。但是，要立即对大量的中间状态进行全面分析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此时，应运用手段—目的分析法。这就是依据现实的迫切需要发出的信息，把大目标划分为诸多小目标，把要解决的总问题分解为一系列子问题，并以此为手段，即通过对小目标和子问题的解决逐步逼近大目标和总问题。

二是逆向推理法。逆向推理法是从目的出发回溯推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程序是：（1）寻求解决问题必须具有的条件和阶段；（2）寻求达到这些条件和阶段所需要的因素；（3）对这些因素、条件和阶段作出整合，寻求适当的出发点。显然，逆向推理法也是把大问题化为小问题、小阶段的过程，但它的运作程序却是与手段—目的的运作程序分析法相反的。

手段—目的分析法与逆向推理法各有其适应面：当初始状态通向目的状态只有少数途径时，采用逆向推理法更有效；当初始状态通向目的状态的途径很多并形成一个问题空间时，采用手段—目的分析法更有效。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3]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具备人文分析法。

所谓人文分析法，就是把社会看作由人的活动、文化、符号、意向、**、意志等构成的人文世界，以揭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4]从根本上说，人文分析法就是揭示如何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即按人的方式来认识和占有物的方法。当马克思把“工业和工业的历史”看作“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5]时，实际上是向我们指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分析法，即从人的活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心理来研究社会。

除此以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人文分析法：一是释义学的方法，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关联的方法，以及把社会历史作为文本进行解释的方法；二是心理学的方法，即把社会活动归结为人的心理活动，进而把心理活动归结为无意识活动的方法。这些方法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表明，尽管人文分析法缺乏严格的界定性，但它的确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概言之，实证分析法注重现象间的因果性及其“通则”；抽象分析法立足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注重“理性具体”；批判分析法注重解决新问题，转换理论结构；策略式分析法关心达到目的的途径，注重可能性空间；人文分析法侧重从人的活动、人的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社会事物。它们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并在总体上达到一种互补性。我们不能把其中的某一种方法绝对化，人为地使其成为“唯一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