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课题设计。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艾尔·巴比指出：“研究设计是指对科学研究做出规划，即制定一个策略去探索某种事物。研究设计包括两个主要内容：第一，确定研究课题；第二，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1]这就是说，课题设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什么；二是如何研究。

作为“研究什么”，课题设计本质上产生于特定的问题。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发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并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因而它是人们尚未认识而又必须认识的东西。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原有理论体系的破缺性及其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性。

苏联著名哲学家柯普宁把问题看作“空理论”，认为“科学家在提出科学问题时，他就在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空理论’”[2]，即对“未知的知识”。按照柯普宁的观点，并非所有尚未认识的东西都是科学问题，作为问题被挑选出来的既是原有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的东西，同时又是在目前条件下确实有可能知道的东西。“科学问题不单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对未知的知识。”[3]

柯普宁的见解是深刻的。考察科学史可以发现，对于人类来说，任何真正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它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被提出。这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中，问题不是偶然产生的，问题是对未知的知识，即知道对什么未知。“问题本身无非就是某种包含早已判明的事实、关于有可能解决所提出问题的思想以及问题提法本身的不同知识的体系。”[4]换言之，问题的提出已经包含着指引整个研究方向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课题设计的过程。

从思维行程来看，确立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是从思维发散到思维收敛的运行过程。所谓思维发散，是指研究者把思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把思维向社会实践、历史资料、同代人的思考以及各种角度、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发散出去。只有经历这样一个发散和不断变换的过程，思维才能逐渐地在某一方面集中，即收敛起来。当思维由发散走向收敛的时候，问题就会形成并转化为研究的课题，课题研究的目标和意义也就由此确定下来了。

在研究什么确定之后，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研究的问题，即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范式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程序。正如贝利所说：“范式是研究人员通过它观看世界的思想之窗。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社会世界所看到的，是按他的概念、范畴、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解释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两位研究人员根据不同的范式描写相同的事物，就可能出现相当不同的看法。”[5]可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课题设计体现出“范式”对社会的建构性，设计的步骤往往因范式的不同而相异。应该说，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课题设计有经典型设计、操作主义设计、假说型设计和抽象型设计四种类型。

经典型设计就是归纳—演绎型设计。这一设计类型又可具体分为归纳型设计和演绎型设计。

归纳型设计的特点就是，首先不做任何假设而进入实地观察，对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进行描述；在观察和描述的基础上对社会事实何以发生、何以变化作出解释，并上升到关系和规律层，形成概念和原理。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6]

与归纳型设计相反，演绎型设计首先发生在概念层次上，由某一概念经过判断、推理，形成新的概念或命题；其次是沟通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将概念和命题具体化，使之可以用经验来测量，并推出可将两个经验测量联结起来的假设；再次是搜集并分析为证实假设所需要的资料。

在操作主义的设计模式中，概念层次等同经验层次，经验层次的操作过程和结果就是概念的定义。一句话，概念即操作，因而根本无需寻找经验如何上升到概念的途径。

“概念跟相应的一套操作同义。若概念是物质的，如象长度的概念，则操作实际上是物理的操作，即是测量长度的那些操作；或者说，若概念是心理的，如象数学连续性的概念，则操作是心理的操作，即是我们用以确定一定的数的集合是否连续的那些操作。”[7]在布里奇曼看来，概念都是严格可测量的东西，是特定的操作过程和结果；离开了操作性，概念无法定义，因而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任何一个概念本质上是一套操作。

假说型的设计包括三个环节：提出问题；依据问题提出假说——“新的说明方式”；依据观察材料不断“修正”假说，直到形成新的定律。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8]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9]实际上。假说是一切理论思维的发展形式。从根本上说，假说无非是“新的说明方式”。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要运用假说，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假说。列宁就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开始只是“一个假设”，《资本论》完成之后，唯物史观才从一种假设转变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0]

需要指出的是，演绎型设计和假说型设计都主张假说，但二者对假说的理解并不一样。对演绎型设计来说，假说是由概念推出的命题，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但事实上存在，而且可以测量，这种假说关心的是概念的具体化；就假说型设计而言，假说则是原有理论框架无法说明的问题，因而通过假说和观察材料之间的调整不断“修正”原有的理论。

我注意到，恩格斯的假说模式与波普尔的逻辑图式有相似之处，但波普尔是从否证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即问题1→尝试性理论→排除错误→问题2。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假说模式与波普尔的逻辑图式又大相径庭。按照波普尔的观点，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由问题1导致猜测性的假说；然后对这种假说进行反驳，如否证，则提出新假说；如未被否证，则继续批评和反驳，直到形成问题2，新的猜测与反驳又开始。波普尔提出了一种与恩格斯不同的假说型设计。

抽象型的设计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科学抽象法具有普遍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抽象型的课题设计方案，这就是从感性具体经过分析达到抽象规定，然后再经过综合达到理性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13]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课题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流程，不论各种范式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定的起点、中介环节、突变点和检验程序，都必须符合思维目标—思维步骤—反馈调节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研究的有序性和科学性。同时，不同范式的课题设计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对于严格实验条件下的研究，操作主义的设计有其独特的长处；对于一些“小范围”问题的研究，归纳型的设计更合适；对于一些“大范围”问题的研究，抽象型的设计更为有用；对于一些探索性问题的研究，假说型的设计有着不可置疑的优越性。

各种范式的课题设计并存、互补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在现代，企图建构一种把各种角度、各个层次、各个步骤都包括进去的“原型”课题设计，或者把某一类型的课题设计绝对化，只能是一种空想或倒退，我们只能依据不同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标选择或建构相应的课题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