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从近代走向现代，是通过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条道路实现的。其中，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从现实的人出发，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使社会科学方法发生了历史性转换。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性转换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反思的方法，即以实践为思维坐标反观和理解人类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实践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者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26]。

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既然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那么，当然可以从实践出发来反观和理解社会。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也就是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的根本点在于，从物质实践的内在结构，即生产方式出发去理解和剖析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27]“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8]社会结构的“总体化”就是通过生产方式对社会内部诸结构的规范来实现的，生产方式始终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政治结构、观念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结构。

在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中，其内部诸结构映现着某种共性，诸结构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呈现出同构性。这种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结构的同构性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这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内部诸结构的特定比例、布局和功能，并使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契合性、总体性和同构性。

在马克思看来，由世袭制、等级制等构成的政治结构和由宿命论、血统论等构成的观念结构之间之所以具有“同构”性，是因为二者同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但是，“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30]这就是说，古希腊的自然观、社会观与自动纺织机、机车等不能“同构”，歌谣、传说等和活字盘、印刷机不能“同构”。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古希腊的自然观、社会观的基础是古代生产方式，而走锭精纺机、蒸汽机车体现的是近代生产方式；歌谣、传说是用口语传播，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受到传播者声音所及范围的限制，而活字盘、印刷机形成的信息传播方式超越了这种时空的限制，显现为一个更大的时空结构。一句话，歌谣、传说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所体现的和活字盘、印刷机所代表的不是同一性质的生产方式，因而不能“同构”。

在社会发展中，“并存”的社会现象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或者至少要有“同构”的因果链。从物质实践的内在结构—生产方式出发去剖析社会结构，揭示特定时代社会机体的同构性，并用这一同构性来分析社会的各种现象，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构分析法的精髓和根本方法。抓住这一点，就能真正理解历史和现实中一切社会现象的秘密。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31]

人是社会的主体，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唯物主义历史观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实际上就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社会。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2]既定的社会关系是人们以往活动的结果，它们预先规定着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具有特殊的性质，同时，这些社会关系又被新一代的活动不断改变。生产力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物质力量，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33]。

作为一种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活动，实践当然体现着人的内在尺度，以及人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包含着人的自我发展在其中。自在自为运动着的就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在认识、改造创造自然界的同时，也认识、改造和创造着自己本身——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34]。这就是说，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因此，“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35]。

西方社会科学一直在社会与个人的“二律背反”中困惑，或者把社会看作吃人的怪兽“利维坦”，或者把人看作与社会无关的“鲁滨逊式”的个人。唯物主义历史观则认为，社会之外或社会之中绝对孤立存在的人，即“鲁滨逊式”的个人只是在思维中才存在的抽象，因而是“抽象的个人”；反过来，一个“利维坦”式的社会，即不依赖人或凌驾于人，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普遍性”“社会机体”，同样是空洞的抽象。

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或脱离开来的方法论根源，就在于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本体，从而脱离了“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科学地解答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并把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从而达到了社会研究“真正的出发点”。[36]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科学方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它确认“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但它同时又确认，社会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它从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与物的关系中透视出隐藏其后并贯穿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又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共生于实践活动中，从而把社会关系还归于人的实践活动。这样，唯物史观不仅解决了“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的“二律背反”，而且以巨大的超前性扬弃了现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