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paradigm）原意是语法中词形的变形规则，可以引申为模型、样式、模式、范型等等。现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把范式界说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的结构，并认为它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及问题的解决，新旧范式的更替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

把“范式”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十分必要，因为在社会科学方法中的确存在着各种“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它们对同一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回答。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方法的不同范式并存、对立和交叉。实际上，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立化一开始就是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犹如一棵枝节茂盛的分叉树。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是一般哲学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逻辑“推广”或应用。这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结构曾经在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盛行过，但它被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所扬弃了。实际上，社会科学方法既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哲学方法的逻辑推导，它有其内在的发源地，这就是社会本体论。社会研究方法总是与对社会本身的界说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看来，除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解释学、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生物主义六大范式。

实证主义的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后经孔德成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范式。实证主义方法强调社会与自然的相同性，认为“社会像其他领域的现象一样服从不变的规律”，因而对社会的研究要运用实证的方法，追求“实在”“确定”的知识，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

“我们的企图只是精确地分析产生现象的环境，用一些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18]在孔德看来，“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怎样来代替为何”[19]。这就是说，实证主义只叙述事实，而不说明事实；只求知其然，而不问其所以然。

从经验和归纳出发，运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来描述社会现象的外在关系，这就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精神实质。丹尼尔·贝尔注意到了实证主义方法的这一特征，并认为社会科学由此“回到比较世俗、比较经验性的、比较‘小’的，比较易于处理的研究问题上了”。“当前流行的是‘经验主义’和从宏大理论的后退。”[20]

与实证主义不同，人文主义以及解释学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本质上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和客体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因此，研究人类社会不可能用反映的方式，更不可能用自然科学方法，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解释学方法的要点是：对人文世界的意义必须进行“理解”，而理解又是一个历史的流程和“视界融合”过程，即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与“文本”所提供的世界融合的过程，其中，理解者的“期望”或“设想”是理解的出发点，“只有理解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21]。

如果说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范式，那么，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不同认识则形成了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两大范式。

社会唯实论强调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有着自身的类型、功能和活动方式，并认为社会决定个人，使个人成为社会所规范的个人。社会唯实论源于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历经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客观社会学和韦伯的“社会理念类型”，成为一种客观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范式。

社会唯实论方法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规则，是把社会事实视为物”[22]，其主要特点是：以社会的整体性为背景，以具体的社会内容、要素、关系为对象，从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出发，对统计材料作出分析，确立各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求其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就社会现象来说明社会现象。

社会唯实论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但迪尔凯姆认为，实证主义方法中仍有许多先入之见的理论模式，如关于社会进化的模式，因此，实证主义方法与“客观社会学”以致整个社会唯实论方法具有重要区别。迪尔凯姆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实证主义方法与社会唯实论方法在思维坐标、侧重点和原则上都呈现出一系列差别，从总体上看，二者的确是两种不同的范式。

与社会唯实论相反，社会唯名论把社会看成“虚无的存在”，认为社会仅仅是一个“名称”，坚持从个人出发理解社会。社会唯名论方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把社会分析归结为个人分析，把个人分析归结为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又归结为无意识分析，然后再从个人心理出发把“社会”建构起来。

从历史上看，社会唯名论导源于霍布斯。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个人幸福，从而形成“人对人是狼”的混乱状态，于是，社会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而产生，但它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存在。霍布斯的观点经过斯密、边沁、爱尔维修、卢梭等人的进一步阐述，成为社会唯名论方法范式并渗透于社会科学各领域。在现代，社会唯实论更多的是以心理主义的方式出现。塔尔德认为，社会行为归根到底是个人行为的相互作用，个人行为则受心理支配，因而社会研究本质上是对个人心理的研究。

结构—功能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依据强调的方面不同，可以把它们相对区分为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然而，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在总体上、本质上是同一种方法论，所以，皮亚杰把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分析社会，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

“在谈到结构主义这个题目时，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学说或哲学看待……结构主义主要地乃是一种方法”；“真正的结构主义，即方法论的结构主义”。[23]结构主义方法的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成一个关系系统，在分析过程中，坚持整体决定部分、关系决定要素、社会结构决定人的方法。

功能主义则围绕着“功能”来分析社会，即通过分析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来确定社会要素与社会系统和环境的关系。默顿提出了“显功能”与“隐功能”的分析法。帕森斯提出四种功能分析法，即适应性功能分析、目标实现性功能分析、整合性功能分析和模式维持性功能分析，并将这种功能分析法称为“AGIL”范式。[24]

社会生物主义承认社会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行为系统，但它又强调社会是从生物界发展而来，生物行为与社会行为是统一的进化过程，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在解释人类行为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基本和普遍现象时，不能忽视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作用”[25]。从斯宾塞到威尔逊，社会生物主义方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把人的社会行为还原为生物学遗传密码一级。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还原论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物主义方法就是把生物进化论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以此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生物主义方法对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对社会的“还原”并非只能到遗传密码，还可进一步还原到化学、物理以及信息过程。“社会化学”、“社会物理学”、“社会信息论”等本质上是与社会生物主义相同的方法。正因为如此，贝尔把社会生物主义列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四大成果之一。

从彻底的辩证法来看这种种社会科学方法范式，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范式都有局限性。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如果在一个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一切命题都是真的，那它就是有矛盾的；如果这个形式系统是无矛盾的，那它就是不完备或不完全的。显而易见，任何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范式都不能自称是完全的，它内在地具有局限性，并且只有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

二是任何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范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只从某一角度、某一层次来研究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然而，从某一角度、某一层次来研究社会又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通过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范式的批判考察来深化和拓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