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义上，东方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概念，指处于地球东半球的亚洲国家和传统的斯拉夫国家，以同西方社会相对应；二是经济、政治概念，指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以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在确认地理含义的前提下，唯物主义历史观更多地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界定东方社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地理上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半东方”、“半亚细亚”的俄国也归为东方社会，把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及其导致的问题标为“东方战争”、“东方问题”。

东方社会的典型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称东方社会为“亚洲式的社会”、“亚细亚式的社会”，并认为中国是东方社会“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23]，而印度还保存着亚细亚所有制的“一整套图样”；同时，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24]。所以，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是从中国和印度开始，并以中国、印度和俄国为蓝本的。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最初的立足点无疑是西方社会。马克思力图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社会组织，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没有局限于西方社会。“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5]认识社会同样如此。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6]因此，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基本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后，便把研究重心转向东方社会，开始探讨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力图全面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东方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经济结构方面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27]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

第二，在社会结构方面以农村公社为基本单位。这种农村公社的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生产限于自给自足。农村公社这些“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28]，而国家凌驾于这些共同体之上，是土地财产的更高或唯一的所有者。

第三，在政治关系方面普遍形成专制主义政体，即东方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与土地公有制并不矛盾，相反，这种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29]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30]。

第四，东方社会具有“停滞性”。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主要是指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同一性”，而暂时舍弃了浮在经济结构表层之上的政治变迁乃至生产力水平某种程度的提高。“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31]这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32]

东方社会这种“同一性”“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但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以及各民族进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东方社会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西方资产阶级在印度“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33]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重新处在一种“没有历史的历史”之中。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又处于“解体的过程”。马克思极为关注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及其原因，明确指出：“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4]在中国，摧毁这种经济结构的过程非常缓慢，“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不同于印度，它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5]。

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俄国既不像印度那样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也不像中国那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而处于“解体的过程”，同时又不像西欧那样，其原来的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制因素”，“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

问题是，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即“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这种二重性成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36]同时，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从而“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37]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在俄国存在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的同时代性，使其有可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