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发生了“变形”，所以，他始终是从世界历史这一时代背景中去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换言之，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有着本质的联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关注的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50年代着重在世界历史这一时代背景下揭示东方社会的现实境遇，那么，70—80年代初则偏重于在世界历史和东方社会相互影响的进程中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这里，贯穿着一种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那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或国家的狭隘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整体运动。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彼此的隔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单个民族或国家的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38]

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在民族或国家的狭隘地域内“单另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跃出了民族与国家的疆界，进入世界的“运动场”，开始全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般说来，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39]。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推动和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活动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列。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论，从俄国与“现在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俄国的冲击出发，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即“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0]。

从内部条件看，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这种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从外部条件看，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必然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41]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代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存在，使得俄国可以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成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条件。

从可能与现实的关系看，特殊的历史条件只是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俄国革命，“挽救俄国公社”；另一种是西欧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补充”。“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2]

实际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探讨具体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方法，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探讨日耳曼民族何以能跨越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封建社会时，就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跨越”，从根本上说，是被征服者（罗马帝国）的生产力与征服者（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43]“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Gemeinwesen]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44]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已显示出萌芽状态。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5]。

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了某个民族内部“现存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的矛盾与“其他民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46]，提出了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应注意“导入的和带去的”[47]，“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48]的问题。

的确，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是一个肯定的科学结论，它只是指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不是说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它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了问题。如果就事论事，这一设想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俄国最终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在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