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存在在当代已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这一历史趋势。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0]。

由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2]。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各民族、国家全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发展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我们应当注意，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系统值”。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这一点。列宁则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作为整体的“器官”，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

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作用突出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或者吸取其他民族的成果以充实、提高自己，从而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发展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避免了重复劳动的耗费，不必一切“单另进行”“从头开始”“重新发明”，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以跨越式发展进入到历史的先进行列。

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社会发展中也出现过超越现象，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然而，这种超越现象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超越现象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以至于东欧，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有的民族甚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13]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资本主义的入侵同时“带来”“导入”或“转移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工业”和生产关系，并使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产生了同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类似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引导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启示下，中国超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巨大的社会跃迁。

可见，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超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中的超越现象成为一种可重复的普遍现象，社会发展加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实际上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5]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是“卫星”。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16]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要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

马克思已注意到，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已经注意到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即“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18]；已经注意到被“强力”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或国家，即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卫星国“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资产阶级在卫星国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19]。“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0]

可见，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在这个体系中，卫星国从属于中心国；中心国通过种种手段，包括不平等交换，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从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卫星国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状态。换言之，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畸形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使卫星国中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

当然，我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就“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中心国与卫星国间的不平等交换问题，作出具体论述，更没有也不可能专门探讨当代的“后发展”问题。但是，马克思毕竟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提出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问题，提出了用社会主义革命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问题。这实际为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后发展”问题指明方向，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可以说，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后发展”问题，这是马克思留给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