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问题，我们还需要弄清什么是“历史过程”，什么是“自然历史过程”。

“历史过程”简称历史，这一概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赋予历史以内在变化和发展的含义，他经常用“排除历史过程”“没有历史的要素”来批判那种“抽象的”观点，其中不仅包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也包括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4]。“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历史就是联系的新形式不断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变化和发展过程。同一的重复，没有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尽管存在着也没有历史。例如，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印度时，马克思指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5]，并认为“没有历史”本质上是指“不发生变化”的“不变性”。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钥匙”[6]。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7]，即历史可以区分为自然历史过程与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自然界联系形式多样化的过程。依据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科学条件，马克思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含义上理解这一过程的，即把自然界联系形式多样化的过程理解为“生物进化过程”。“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8]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不是泛指一种“自然必然性”，而是指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

这种“形成史”具有三个特点：（1）这种“形成”是动植物在其生存中，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组织地生成的；（2）这种生成的过程表现为动植物“器官”不断多样化的发生过程，其本质是动植物自身的发展史；（3）这种发展史又是动植物盲目地、无意识地进行的。正是在这一盲目的发展过程中，一条形式多样化的道路却显现出来。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较大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在动植物的自组织活动中存在，并通过动植物本身“器官”的多样化体现出来的必然趋势。

当然，我注意到，马克思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已深入地质学中。马克思指出：“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9]但是，马克思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还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自然界的物理、化学过程中去。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当时，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基础的关于自然界发展的“熵增加”原理，只是证明着自然界的物理过程自发地走向“无序”，为此，恩格斯批判了把“熵增加”原理推广到整个宇宙中去的“热寂说”。但是，物理、化学过程是如何实现其“历史过程”的，这一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并没有被证明，至多只是哲学上的逻辑推导。

直到20世纪70年代，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态热力学”以及哈肯的“协同学”才完成了对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历史过程”的证明。普里戈金在研究耗散结构演化时指出：“分岔在一定意义上把‘历史’引进物理学中来了……这样，我们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引入了历史因素，而这一点似乎向来是专属于研究生物、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各门学科的。”[10]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获得了“自然历史过程”含义的全面理解：“自然历史过程”无非是指，自然界的发展是自然界本身运动的自组织过程，表现为自然界本身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的生成过程。

自然的“历史过程”是自然本身在盲目的运动中形成的，不存在一个预成的发展过程，但它却表现为不可逆的有箭头的运动过程。这一运动过程大致是：自然界最早产生的是低级的平衡结构，它自发地趋向“无序”和“熵增加”；由于特定的涨落条件，形成远离平衡状态，于是平衡结构否定自身形成的自组织的耗散结构。从此以后，自然的“历史过程”表现为耗散结构自组织进行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多样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动植物系统中表现为其“器官”不断复杂化、高级化的过程。自然界的整个运动过程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概念，即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