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其政治活动表明，他是一个谙于当代政事的史论家，又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政论家。魏徵之所以被史家誉为“雅有经国之才”[2]，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政论和史论在唐初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诤臣与良史名于世。

魏徵的史论，主要见于他主持撰写的《隋书》纪、传的评论，以及他参与监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3]1979年，笔者曾撰《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对魏徵史论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作了粗浅的评论[4]。

魏徵的政论，除见于唐玄宗时史学家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外，还见于两《唐书》本传所载。近世以来，流传较广者有清光绪年间王灏所辑《畿辅丛书》中之《魏郑公集》和《丛书集成初编》本之《魏郑公集》[5]。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魏徵曾“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这颇使唐太宗不悦，但史官得以保存这些“谏诤言辞”，恰也证明唐太宗能够纳谏的气度和胸怀。当然，更令魏徵和唐太宗始料所不及的，是这些“谏诤言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作为诤臣和明君的形象更加凸显于后世。

如前所述，魏徵的史论和政论有密切的联系，笔者在讨论他的史论的政治内涵的基础上，这里将进一步考察他的政论的历史底蕴。这两个方面，本质上都是从积极的方面说明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魏徵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贡献，以至他的言论、行事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便为人所重，人们或编其文集，或著其事迹[6]，这使魏徵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旧唐书》作者这样评价魏徵：

……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7]

这个评价，把魏徵的政治见解、做人品格、处事原则都讲到了，其中所谓“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即《旧唐书》所记载的“频上四疏，以陈得失”，也就是《魏郑公集》中所收录的四篇《论时政疏》。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魏徵于贞观十年（636年）被封为郑国公，同年拜为“特进”，这是极高的荣誉。魏徵所上四疏，即其在拜为特进的当年及次年所作。按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录，其第四疏上奏于贞观十年（636年），收录在此书《诚信》篇；第一、二、三疏，均上奏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其中第一、二疏收录在此书《君道》篇，第三疏收录在此书《刑罚》篇。吴兢《贞观政要》按政事内容分类，凡魏徵及其他大臣之政论皆以类相从，收录于书中，反映了史学家的良苦用心。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即从《旧唐书》所录四篇奏疏着眼，讨论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但并不完全受此局限。

一、揭示出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魏徵在上述第一篇奏疏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即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为什么多难以“克终”。他这样写道：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8]

魏徵参与并主持修史，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远者如秦始皇称帝时曾断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近者如隋文帝称帝后下诏营建新都时，也说：“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10]。然而，秦朝没有“传之万世”，隋朝也没有成就“无穷之业”。魏徵能够认识到并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对以往的历史确有洞察，同时也表明他是一个真正面对现实的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勇气。

对于当时这个政治上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魏徵是有所思考的，而且他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却不是着眼于政治的说理，而是着眼于历史的鉴戒，即他说的“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所谓“殷鉴不远”指的是隋朝的兴亡。魏徵在上疏中进而指出，隋朝曾经是一个“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政治局面，可是它只存在三十余年就覆亡了。魏徵发问道：难道隋炀帝厌恶“天下之治安”、不愿“社稷之长久”而故意仿效纣、桀的种种劣迹，使隋朝趋向灭亡的吗？当然不是。那么又如何解释隋朝的骤兴骤亡的命运呢？魏徵分析说，隋朝统治者当国家富强之时，“不虑后患”，肆无忌惮地恃富强，纵奢华，信谗邪，“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至于“上下相蒙，君臣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至灭亡。这就是富强之时“不虑后患”的结果。魏徵的这些分析，同他在《隋书》帝纪后论中所论，互为表里：一是强调以隋为借鉴，一是总结隋的历史教训。魏徵以隋的兴亡作为他分析“克终者鲜，败亡相继”这个带有规律性问题的着眼点，其原因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唐皇朝正是直接在“人不堪命，率土分崩”的隋的灭亡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亲历的历史变故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成功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强调对于前朝败亡原因的探讨，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的表现。魏徵正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这样一位政治家。

当然，在魏徵看来，仅仅认识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使当朝统治者从这个历史教训中进一步明确历史前途的多种可能性，而要期待某种可能性或避免某种可能性，则取决于当朝统治者的认识及其制定的政策。对此，魏徵指出：

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11]

所谓“德之上也”“德之次也”“斯为下矣”，是对三种历史前途的概括，其内在的关键则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认识程度和实际作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魏徵提出了“德”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政治上的极大的权威性，因为历史上周之代殷后，统治者就反复强调“德”[12]，以此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同时也指出，由于殷王“不敬德”而遭到灭亡。这就是孟子所总结的“以德行仁义者王”[13]的思想。在唐初的历史条件下，魏徵提出“德”的问题，是极明智的，这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识和政治智慧。

魏徵之所以这样强调“德”的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贞观初年，唐朝统治者对于究竟推行什么政策来治理天下，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史家吴兢这样记载道：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14]

魏徵提出的“圣哲施化，上下同心”的方针，遭到封德彝等人的激烈反对，但魏徵凭借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予以坚决反驳，一一举出黄帝、颛顼、汤、武等“先王”事例，证明在战乱之后是可以行教化、“致太平”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并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事隔十年左右，魏徵提出重“德”的重要，就是希望唐太宗能够保持“德之上也”的政治追求，以避免“不慎厥终”的命运。其良苦用心，溢于言表。

魏徵在论时政疏的第二疏与第三疏中，对“明德”与“慎罚”作了进一步阐发。第二疏起首便明确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继而再次尖锐地指出这一规律性现象：“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魏徵对历史的洞察，使他能够以大手笔作出这样深刻而又明确的概括：“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正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原因，其政治表现就是“取之易而守之难”。这无疑是魏徵对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极精辟的概括。

在魏徵看来，从“道著”到“德衰”是许多统治者难以避免的政治结局。魏徵认为，要避免这种结局，最高统治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他指出：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15]

这里说的“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恐懈怠”“虑壅蔽”“想谗邪”“恩所加”“罚所及”等十种行为和心态，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都要三思而慎行，使其归于“正”。这就是被后人称誉的“十思疏”。“十思”当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慎始而敬终”，而最关键的一条则是“正身以黜恶”。从这里可以看出，魏徵是把“避免”上述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身上的。

除了强调“德”的极其重要性外，魏徵同时电提出了正确对待“刑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关系到“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的根本性问题。魏徵认为：“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根据这一目的，其原则是“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但是，在当时的现实中，人主并没有恪守上述目的和原则，他尖锐地指出：

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16]

在魏徵看来，“刑滥”和“赏谬”是政治活动中的两大危害，这两个危害不除，要想国家“治安刑措”，即实现社会稳定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提到历史上的教训：“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17]

总的看来，魏徵认为，一个朝代要避免“克终者鲜”的历史命运，一是重德，二是慎刑（使刑不滥用，赏不谬赐），而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是否能真正执行这样的政治方针。在第三疏的末了，魏徵再次强调要以隋亡为教训，足见其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之深。

二、居安思危的历史辩证思想

古往今来，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大凡具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并在其政治实践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魏徵的政论中，居安思危的思想十分突出，他对安与危、存与亡之问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认识。如上文所述，魏徵的改论，往往是以隋朝为例来阐明他的见解。魏徵指出：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恩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18]

在这里，魏徵明确地指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而他的这段话，大致包含了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点：一是提出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政治问题，即“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二是“当今”探究“存亡治乱”问题，应以隋为鉴；三是认清隋“所以危”则可以安，总结其“所以乱”则可治；四是强调存亡的关键在于“从人”，并一连用了省、息、罢、慎、近、远、杜、听、去、贱、采、追、惜、顺十四个动词，其内涵都是对皇帝在决策上提出的要求；五是对皇帝本人自身修养的要求，待人接物、言论行动都应谨慎、谦虚，自我约束；最后是结论，即若能做到上述各项，则“慎守”的目的可以达到。

如果说，上文讲到魏徵强调“德”可以致化，是指出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而这种先例在唐初是同样可以做到的。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记取前朝“亡国”的教训，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从政治上看，这是提出一个政治家往往讳言的政治话题，原因在于成功者常陶醉于胜利之中，不会太多去想到失败者何以失败。当然，有的史学家也会以成功者的言行来提醒当世的统治者，希望他们仿效成功者的做法，以维护长治久安的局面。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作《贞观政要》一书，便是突出一例。吴兢认为，效法唐太宗时的政治，便可长久治安。他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已哉！”[19]这两种做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是举前车之鉴，一是举政治楷模，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安邦，谋求长治久安之路。但前者敢于指出以“亡国”为训，不独需要勇气，而且也具有警醒人们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后者来得更加深刻。

魏徵和唐太宗都是隋唐之际的政治人物，故“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并非空话，而是实有所指的具体事物。只要认真想一想隋朝之所以危、乱、亡的原因，进而避免其覆辄，则可以达到安、治、存的政治局面的目的。这既是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之间的一种张力，也是居安思危意识中的历史辩证法。而这种张力和辩证法也并非是说说而已，它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魏徵进一步指出，真正懂得存亡的辩证关系，就应在政治措施方面有具体的表现。这些具体的表现，就是魏徵在上疏中所说的自“节嗜欲以从人”至“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等五个方面。倘如能如此去做，则“帝王之盛业”，就可以达到“慎守”的目的了。

魏徵在强调以隋的“存亡”来辩证地看待存亡、安危、治乱的关系时，同时还指出最高统治者要学习尧、舜能够接受人们批评的胸怀，学习禹、汤敢于公开“罪己”的勇气，学习汉文帝“惜十家之产”的节俭作风，等等，从而使他的居安思危的政论更具深刻的历史感。

应当指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传统，而魏徵把其中的辩证关系阐述得如此透彻，而且是直接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诤谏，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三、知人、用人、任人的历史智慧

魏徵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的合理认识，还是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政策及其具体实施，都离不开人才。因此，在他的论时政疏的第四疏中，集中论述了人才的重要，反映了他关于知人、用人、任人的历史智慧。

关于人才问题，魏徵首先从一个根本原则说起，即“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20]。这是明确表明，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尤其在君臣之间，要保持着“德礼诚信”的原则，而这原则实际上是维系政治统治的关键，即所谓“国之大纲”。熟悉历史经验的魏徵深知，最高统治集团中的猜忌、矛盾、倾轧，既无“善始”可言，更谈不到“克终”。因此，他在论述人才问题时，首先提出“德礼诚信”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或者以这个前提为标准，就是鉴别人才的问题，于是魏徵反复论说区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小人的特点是：“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21]。这里说的“貌同心异”很重要，即不可以以“貌”取人，而应识其“心”迹；君子能“杀身以成仁”，小人只是“唯利之所在”。关于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关注的问题，但魏徵并非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唐太宗即位十年左右，在对用人的问题上，已不如贞观初年那样谨慎、郑重了，即他在上疏中指出的“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因其所论实有所指，洞察力和尖锐性也就显得格外突出。

诚然，在这个问题上，魏徵同样显示出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使其所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启示意义。魏徵在上疏中写道：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22]

魏徵在举出具体的历史借鉴之前，首先强调“尽礼”“竭忠”“无私”“相信”，这在君臣之间、内外之间、上下之间都是相互牵连的几种关系，若无这种相互关系，则所说都是空话，都是老生常谈的高调。凶此，魏徵把这几种关系最后都落到一个“信”字上面，认为“信之为义大矣哉”，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伦理关系的核心和应当恪守的根本准则。

在魏徵所引齐桓公与管仲关于“霸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政治统治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区别。在管仲看来，齐桓公要维持“霸业”，关键在于知人、用人。而管仲一连说了知、用、任、信、无使小人参之等几重相互关联的环节，显示了管仲关于用人的政治智慧；千余年之下，魏徵推崇管仲的用人思想，则显示出魏徵在用人问题上也具有这样的历史智慧。魏徵在这篇上疏的最后，把君子、小人特点的区分以及用人的得失，直接同政治统治的“危亡”联系起来，俨然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他写道：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23]

魏徵的这段话，既是对知人、用人问题的说明，又像是对居安思危

思想的诠释，而联系所谓“永锡祚胤”的话，又像是针对他所概括的那个历史规律性现象的论证，这要看读者如何去理解。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认识、政策和人才，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史学上，凡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史学家，都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先驱者。首先，他充分肯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在大事变中的作用。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他“脱挽络一说”，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24]。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25]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26]司马迁不仅对在亡秦、建汉、安邦这些重大事件中有关的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对于历史上类似的历史人物，也都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其次，他明确提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27]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28]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

不以谋哉？”[29]六国合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后，他强调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于是他引用前人的话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30]司马迁在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又寓意深长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31]

司马迁的这些论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能不影响有丰富历史知识的魏徵，而司马迁和魏徵在用人方面的思想也会影响到魏徵以后的史学家，司马光即是突出代表。司马光在《历年图序》中指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他把“人君之道”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什么是“人君之道”呢？司马光论述道：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蕞尔之国，必有正直忠信之士焉，必有聪明勇果之士焉。正直忠信之谓贤，聪明勇果之谓能。彼贤能者，众民之所服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得其根柢，则其枝叶安适哉？故圣王所以能兼制兆民，包举宇内，而无不听从者，此也。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32]

从司马光的这些论述来看，可以说他继承了魏徵的历史思想，而且在理性认识方面又向前推进了。

由此可见，从司马迁、魏徵，到司马光，史学家们对于用人与治国安邦的密切关系，在认识上具有连贯性，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而在政治实践方面，魏徵因其时代条件、政治地位和社会伦理关系的特殊，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是“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之一。

四、余论

魏徵的这四篇上疏，论时政之道而始终不离开以史为鉴，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深邃历史见识的政治家。他的这些政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旧唐书》本传所载甚为简略，作者这样写道：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33]

这段话置于魏徵上第四疏之后，好像是针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所说的。但细察其意，这话是针对唐太宗自“即位之初”以来魏徵的历次上疏、诤谏的评价。那么，对于这四篇极有影响的论时政疏，唐太

宗当时是怎样看待的呢？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留下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关于知人、用人与政治“危亡”这篇上疏时，“览而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34]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论居安思危、明德慎罚之疏时，“深嘉而纳用”[35]。

——当唐太宗先后读到魏徵关于历史上为何“克终者鲜，败亡相继”以及“十思”之疏时，甚为震动，史载：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36]

纵观《贞观政要》的这几处记载，大致可以说明唐太宗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的积极反应，一方面是对魏徵的赞扬，一方面反躬自察，所谓“公之所陈，朕闻过矣”，“朕将虚襟静志，静伫德音”等语，反映了一代明君的气度与见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诤谏和纳谏的一段极有影响的史事，它告诉后人一个道理：诤谏，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胆识，还需要历史智慧；而纳谏不仅需要气度，还需要真诚。

当然，尽管如此，魏徵试图以自己的历史智慧和政治勇气，提出避免历史上的“取之者易而守之者难”，善始者多而克终者寡的规律性现象，因阶级的、历史的局限而必不能实现其目的，但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力图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思考，还是很有意义的。魏徵之所以不能从事实上解决他所提出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正是因为他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的法则、历史的规律，而这一法则、这一规律是身处当时环境之中的人所无法解决的。具体说来，魏徵不论讲了多少道理，有些道理甚至是深刻的和精辟的，但他始终是把希望寄托在唐太宗一人的身上，这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但事实上唐太宗不仅与魏徵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环境之中，而且他本人也是在变化的，晚年的唐太宗也是向着消极、懈怠的方向发展。早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上“十渐疏”，起首这样写道：

臣奉侍帷幄十余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顷年以来，浸不克终。谨用条陈，裨万分一。[37]

“十渐疏”所指出的唐太宗“其渐不克终”的十个方面是：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魏徵对唐太宗在这十个方面的变化深为忧虑，他在“十渐疏”的最后写道：

夫祸福无门，惟人之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灾，远被郡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38]

这一点唐太宗本人也是承认的[39]。

至于唐太宗以后的唐朝君主，虽有唐玄宗、唐宪宗等有作为的君主，但总的趋势，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了。对此，北宋史家范祖禹在其所著《唐鉴》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40]。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皇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的历史规律，何况历史上的其他帝王、其他朝代！唐太宗、魏徵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政治家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寻求摆脱这种现象的出路，虽然都未能如愿，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这或许就成了他们对历史贡献的一部分。

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是他的政治敏感和历史智慧相结合的表现，也是他的诤谏风格的突出特点，政治和史学的关系，在魏徵那里，实际上也就是古今关系的反映。

作为政治人物的魏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宋史》中的《王安石传》《李纲传》，《辽史·萧陶隗传》《金史·世宗本纪下》《元史·贺胜传》《明史·郭敬传》等，都有后人关于魏徵的评论和赞颂。如金世宗对大臣说：“朕观唐史，惟魏徵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41]这两句评论，把魏徵政论的历史价值作了高度概括。正史以外他书，也有关于魏徵的评论，如元代官员曾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答案是：“今之人侧媚成风，欲比魏徵实多愧矣。”[42]这是把魏徵作为衡量政风的标准来看待的。

当魏徵成了历史人物的时候，人们记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他的诤谏所感动、所感奋，人们对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并不十分在意。然而，魏徵之所以成为魏徵，他之所以能以他的诤谏说服最高统治者，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洞察历史。因为洞察历史，引史为鉴，从而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7页。

[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4] 参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按：时年，该刊为月刊。

[5] 《魏郑公集》凡4卷，文集3卷，诗集1卷。此外，有武则天时人王方庆所撰《魏郑公谏录》5卷传世，然其书往往采摭旧闻，不为学人广泛征引。

[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敬播《文贞公传事》4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6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8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1卷；又，卷六十《艺文志四》别集类著录：《魏徵集》20卷，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2～2563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又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页，个别文字略有不同。又见《魏郑公集》卷一《论时政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9]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8页。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1页。

[12] 如《尚书·康诰》强调“明德慎罚”“德裕乃身”；《梓材》提出“勤用明德”“肆王惟德用”；《召诰》又说“不可不敬德”，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而周王“具德之用，祈天永命”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3] 《孟子·公孙丑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4页。

[14]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18页。按：封德彝卒于贞观元年六月（《新唐书·封德彝传》），此处所记年代有误。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3页。

[1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3页。

[1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3页。

[1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2555页。

[19] 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5页。

[2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5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5页。按：《魏郑公集》卷一第四疏记管仲语为：“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旧唐书》引此语，有所省略。又如：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诚信》篇录魏徵此疏，疏中引管仲语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2页）而魏徵所引管仲语，不见于《管子》书，最早见于汉代刘向所撰《说苑》卷八：“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向宗鲁：《说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9页）以上各本所记，文字稍异而表述次序也有不同，一并录此，以备参考。

[2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7页。

[2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6页。

[25]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1页。

[26]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80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7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2～2063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

[30]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90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9页。

[32]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49页。

[3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8页。

[34] 吴兢：《贞观政要》卷五《诚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3页。

[35] 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9页。

[36]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3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77页。

[3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78页。“十渐疏”，参见魏徵：《魏郑公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9] 参见唐太宗：《帝范序》，见《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4～205页。

[40] 参见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41] 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页。

[42]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