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初年官府所修的《隋书》，是中国古代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之一。在中国史学史中，它不仅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而且其史论还颇具当时统治者言论的一些特色。

隋唐封建皇朝，是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出现的两个蝉联的封建统一政权，唐初统治者从维护统一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着手修撰《隋书》。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清楚地表明：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修撰前朝历史，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即所谓“握图御宇，长世字民”。尤其是对于《隋书》的修撰，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1）唐朝的封建统一政权是隋朝封建统一政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没有隋朝，就没有唐朝。因此，唐初统治者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是极为推崇的，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致使“金陵失险”“单于款塞”，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2]的统一局面，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2）唐初统治者对于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异常钦慕的，认为：隋文帝时，“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成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3]。（3）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皇朝，为何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子孙殄灭”[4]了呢？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又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可见，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有许多引为鉴戒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唐皇朝建立不久，最高统治集团立即着手修撰《隋书》及其他史书。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诏令“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5]。这次修史工作“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6]。逮及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乃令“秘书监魏徵修隋史”[7]，魏徵就做了《隋书》的主编。《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记：“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可见，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而且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8]。

魏徵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与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密切关系，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谋划人物和决策人物之一。《隋书》史论，不仅反映了以魏徵为代表的一批谏官、元臣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

因此，研究《隋书》史论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观点和理论，对于揭示唐朝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进而说明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是不无益处的。

二

“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隋书》史论对于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

唐继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犹如西汉初年陆贾受刘邦之命作《新语》一样[9]，成为《隋书》史论极为重视的中心问题。

《隋书》史论的作者注意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0]；而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11]。这一段评论，把隋炀帝统治时期骄横残暴的政治揭示得极为深刻。联系到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日、巡幸不止等做法，这个评论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荒无度，法令滋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正确的论断。这些议论，是触及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16]《隋书》史论的撰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可见，他不仅希望唐朝统治者要记取隋亡的教训，而且要记取秦亡的教训。《隋书》史论用这种历史教训来唤起唐朝统治者的警惕，它的政治目的与阶级实质也就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的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质而言之，就是剥削、奴役百姓要有一个“限度”，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治国安人”；超过这个“限度”，便“怨”“叛”丛生。《隋书》史论从剥削阶级的立场来评论封建皇朝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上述的主张，应当说是很难得的。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17]这些议论，从阶级实质来看，无疑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并非在为人民着想；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见解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三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封建吏治和统治秩序。《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18]。这就是所谓“化人”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19]，主张主要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其实，这种思想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与民休息”；故汉初有黄老政治，鼓吹“无为”，唐初有魏徵的“教化”之说，主张“化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当时的社会。他在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还说过：“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20]可见，他的这种主张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且认为实行这个主张，是要借助于“忠良”“俊乂”即各级封建官吏的。因此，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21]，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22]。一个封建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恐怕是十分不容易的。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至于他提出的“化人”的办法和标准，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的。而其教化的目的，也还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23]足见“化人”的阶级实质是极其鲜明的。

但是问题在于：魏徵在这里借评论历史，既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同时也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为了实现前者，必然要求后者。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课题。一个新建的皇朝，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略？这不能不成为唐初统治集团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唐初统治集团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宋代著名史家范祖禹记载说：“帝（按：指唐太宗）之初即位，尝与群臣语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也？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耶？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从徵言。”[24]这一番争论驳难，在魏徵与封德彝之间，自然是十分激烈的；对唐太宗来说，究竟采取什么统治方略，也是极为关键的。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几年之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记：贞观四年（630年），“断死刑29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所以唐太宗曾经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来服……徵之力也。”[25]联系唐初这一段历史，对于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倡“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封建吏治和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当然，唐太宗等人并非完全依靠“教化”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他们一手抓“教化”，一手制定《贞观律》，这是唐初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两种手法。《贞观律》虽对旧有刑律作了“削繁去蠹，变重为轻”[26]的调整与修改，但它毕竟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之一；教化，只是他们实行统治的一种补充手段罢了。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无“忠信”，而其子孙“特为隆盛”，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27]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事周“靡忠贞之节”，奉隋“愧竭命之诚”，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28]。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29]。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30]！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葅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31]显然，魏徵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着两个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唐朝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对于这些，唐太宗也是与魏徵有着共同的认识的。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32]他讨厌那些“阿旨顺情，唯唯苟过”[33]，“承意顺旨，甘言取容”[34]的庸俗小人；要求官员们敢于说话，大胆办事，“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35]不难看出，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的这些评论，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贞观之治”关于用人方面的某些做法和政策。而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则是希望唐初统治集团能够不断地选拔一批真正的人才，以稳固唐代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四

《隋书》史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税栋梁，莫可弃也”[36]。这种见解，从历史观点来说，它注意到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不同作用，比之于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从政治目的来看，《隋书》史论的撰著者正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来肯定一大批唐代的开国元臣、宿将，进而希望唐代统治者继续广开贤路，选拔人才的。

魏徵的这个思想与唐太宗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早在贞观元年（627年），“上（按：指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37]。在“举贤”的问题上，魏徵的思想要比封德彝深刻得多，眼光要比封德彝远大得多。魏徵说的“长短殊用，大小异宜，?税栋梁，莫可弃也”，同唐太宗说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是完全一致的。

基于上述观点，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称道李谔等人各有所长，“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38]，充分肯定他们各自在某个方面的专长和作用。魏徵夸奖李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邺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39]，高度评价了李德林的才华出众及其在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业中的将领，指出：“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40]，赞叹他们在这历史性的事件中所发挥的极不平凡的作用，等等。总之，魏徵认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隋皇朝的建立，本是各种各样人才发挥作用的结果，并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于他们在历史上都做出过贡献，因而他们的事迹将“留于台阁”，不可磨灭，并不因为隋朝的灭亡，而使这些“北辰之众星”失去光辉。魏徵能够用这种观点去评价前朝的历史人物，的确是十分难得的。

此外，《隋书》史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注意到客观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譬如，《隋书》史论在评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41]这就是说，杰出人物的出现，除了自身的条件（如“皆一时之壮士”）而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如“遇其时”）。这同许多封建史家宣扬的“英雄造时势”的传统认识比较起来，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魏徵提出的“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认识，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这个认识，不仅符合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基本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皇朝来说，则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他希望巩固唐代开国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唐太宗以凌烟阁为名臣图形，应当说就是基于与魏徵相同的认识。其次，他认为“守成”是比“创业”更为艰难的事业[42]，因而希望唐朝统治者能够招纳更多的人才，为巩固唐皇朝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批评封德彝认为当代“未有奇才”的错误认识是“诬一世之人”，正反映了唐太宗求贤的渴望和真诚。于此，我们进一步看到：魏徵的这个认识，固然是他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的表露，同时也是唐初统治集团的意志的反映。大气磅礴、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归根到底是当时各族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同唐初统治集团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种种政策和方略，其中包括对各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五

以上所论，并未包括《隋书》史论的全部问题。然而，仅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来看，魏徵在《隋书》史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尤其在封建皇朝的官修史书中，确实是独到的和突出的。

《隋书》史论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和史学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譬如：魏徵提出的“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的见解，就颇为后人所重视。南宋学者洪迈指出：“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43]他虽然没有提到《隋书》史论，但秦、隋相较，发端于魏徵，洪迈加以发挥，是异常明显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秦与隋虐民已亟，怨深盗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国，同也。”[44]这是完全赞同魏徵的观点了。再如：针对着魏徵与封德彝关于是否实行教化政策的争论，后人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北宋范祖禹说：“魏徵，仁义之言也，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罚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45]这些话，是着重于从政治上的得失考虑来肯定魏徵的主张的。王夫之则进而指出：“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46]王夫之是着重从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来肯定魏徵的主张的，比之于范祖禹的评论自然又进了一步，因为王夫之窥见并且肯定了魏徵的发展进化的历史观。范、王二人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魏徵在同封德彝辩论中的立场，自然也就肯定了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出的“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主张和见解，这是不言而喻的。又如：魏徵的“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思想，亦曾为洪迈所发挥：“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按：指唐相杜如晦），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何）、房（乔）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47]这说的也是知人善任、选拔人才的问题。

当然，《隋书》史论也曾遭到后人的责难。南宋学者叶適指责说：“魏徵作杨玄感、李密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略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48]这个非难，是不公允的。魏徵从谏官做到侍中，又亲身经历隋亡唐兴之变；他的这种亲身经历和政治生涯，使他不独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也从政治的角度来总结隋朝的历史经验，从而把文帝、炀帝二朝的政治略作比较，这是无可厚非的。魏徵开始主持《隋书》的修撰工作，事在贞观三年（629年），上距隋朝灭亡（618年）仅11年时间，唐皇朝百废待举，要做的事情很多；为了给唐太宗统治集团提供历史借鉴，魏徵对文帝、炀帝的政治进行比较，以便从中得到启发，这是很现实、很必要的事情，也是入情入理的。唐皇朝以朝廷的名义和胜利者的姿态为前朝修史，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往往议论横生、大胆褒贬，即便“略用贾谊《过秦》语意”，亦不足为怪。叶适所谓“全不知史家体统”云云，未免责难过分了。

总之，不论赞同也罢，指责也罢，《隋书》史论在史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小的。

如同许多有成就的封建史家一样，魏徵在《隋书》史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也是充满着矛盾的。

魏徵的历史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上。魏徵无情地揭露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导致“海内骚然，无聊生矣”[49]，百姓“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50]；他抨击酷吏，表彰循吏，反对严刑，主张教化。这些，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某些同情。然而，对于人民群众的起义，魏徵则完全抱着仇视的态度，把农民起义诬为“山东之群盗”[51]、“群盗蜂起”[52]、“群盗侵扰”[53]、“群盗并兴”[54]，等等。他还吹捧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杨义臣“名重当年，声流后叶”[55]。这些又都说明他基本的统治阶级的立场，他对人民群众的同情是很有限度的。

其次，《隋书》史论是重视“人事”的，但却未能摆脱“天命”论的影响。例如，《隋书》史论认为：“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56]。显然，这是着眼于从“人事”来看问题的。但又认为：“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57]这样一来，又把“天”的地位抬高了。这说明《隋书》史论的撰著者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天命”思想的束缚。

再次，在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魏徵提出了不把封建皇朝的兴起归于一人一谋的见解，主张不是从一个人的活动，而是从许多人的活动来说明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很可贵的见解。可是，魏徵毕竟没有跳出英雄史观的窠臼。在《隋书》史论中，他从未正面论及人民群众的作用。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58]，“一人失德，四海土崩”[59]。把皇朝的衰败、天下的动乱，完全归结到某个君主的罪恶上。他还宣扬什么“君犹天也，天可仇乎！”[60]把封建君主偶像化、神圣化了。这与《隋书》史论的许多精辟论断比较起来，却又大相径庭。

魏徵的这种矛盾的历史观，是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决定的。他目睹隋末人民的种种苦难，因而对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但他又亲眼看到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皇朝的统治，所以对农民起义总是抱着仇视的态度。他处在唐初百废待举的时期，认识到“守成”的艰难和广开贤路、选拔人才的重要；但他的这种眼光也只是局限在统治阶级圈子里，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他热切而虔诚地祈望唐皇朝富强兴盛，长治久安；但是秦、隋二朝短祚而亡的教训，又使他担心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不能“克终其美”[61]，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条件和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魏徵的历史观的矛盾性。

魏徵毕竟是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我们在评论《隋书》史论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他的历史观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但我们又是不可过分苛求于魏徵的。

[1] 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2]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8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8页。

[8] 《隋书》纪、志、列传共85卷，其中有序、论77首，计：“纪”有“后论”3首，“志”有“序”7首，“列传”有“后论”50首、“序”14首。除“志”以外，序、论皆魏徵所作。（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9]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11] 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6页。

[1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3] 以上均见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4]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15]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5页。

[16]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7] 以上所引均见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3页。

[18]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页。

[19]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页。

[20] 吴兢：《贞观政要》卷三《择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3页。

[21]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4页。

[2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8页。

[23]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8页。

[24]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页。按：《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记于贞观七年下，似误。

[25]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26] 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38页。

[27]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七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29页。

[28]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44页。

[29]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一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71页。

[30]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0页。

[31]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五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0页。

[32]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七《崇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9页。

[33]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页。

[34]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悔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6页。

[35]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页。

[36]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3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45页。《贞观政要》卷三《择官》载此事于贞观二年。

[38]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39]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09页。

[40]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46页。

[41]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22页。

[42]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43] 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秦隋之恶”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1页。

[4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炀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0页。

[45]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0～41页。

[4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太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92～693页。

[47]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页。

[48]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3页。

[49] 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

[50]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5页。

[51]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5页。

[52] 魏徵等：《隋书》卷五《恭帝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2页。

[53]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5页。

[54]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4页。

[55]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5页。

[56]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4页。

[57]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8]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0页。

[59] 魏徵等：《隋书》卷五《恭帝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2页。

[60] 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五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7页。

[61]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