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643年）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诤臣，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作为政治家和诤谏之臣，魏徵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誉。唐太宗曾当面对魏徵这样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2]唐太宗甚至以金矿石与“良冶”来比喻他和魏徵的关系，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3]这两段话，一方面表明魏徵所谏之事甚多，唐太宗以“忠诚奉国”肯定魏徵诤谏的思想动因，当是中肯的；若说“皆称朕意”，似有夸大，毋宁说是大多被采纳了。难得的是，唐太宗自喻为“金”，以魏徵比作“良工”，“金”得“良工”才显其宝贵，这显示了唐太宗虚己待人的胸怀。正因为有魏徵的这种表现以及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君臣关系，所以魏徵的辞世，唐太宗深感悲痛，认为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昔惜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4]从唐太宗的全貌来看，这也并非虚言，他真正感受到一个“忠诚奉国”的诤谏之臣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

魏徵的诤谏精神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后晋史家这样写道：“其匡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5]这是全面地概括了魏徵诤谏的方法、思路和道德根源，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晋史家这里说的“道义”“律度”“身正”和六个“不”，对于一个大臣和谏官来说，应具有普遍的意义。宋人孙甫《唐史论断》一书，含九十二论，涉及魏徵的史论有三首，其中之一是“魏郑公谏诤”，孙甫写道：“论曰：魏公以忠直称，历数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论修史之法。则曰：‘假如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足以见其正直。其言足以传信于后也？’”[6]孙甫赞同唐人李翱的看法，即见魏徵诤谏之文辞，足以见魏徵为人之正直，因而能“传信于后也”。孙甫的认识证明李翱之论不诬，而孙甫所谓“历数百年而乃愈高”之评，亦属中肯。

同时，魏徵又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被称为“良史”的人。对于这一点，后人论之不多，看来是他的诤臣一面“遮盖”了他的“良史”一面。因此，这里有必要说说魏徵作为“良史”的本色。而认识他的“良史”一面，则可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的诤臣的一面。

《旧唐书·魏徵传》记：“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7]这是指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之事。但此处所记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记略有不同，后者称：“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而令狐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8]二者合而观之，约略可知当时修撰“五代史”的撰述分工及相关情况，即：房玄龄“总监诸代史”；魏徵主修隋史并协助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撰写《隋史》序论及梁、陈、齐诸史总论；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以上两传所记，都突出了魏徵在修“五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突出了魏徵撰写的史论，这跟“时称良史”有极大的关系。

但是，综观魏徵在唐太宗时的所言所行，他的“良史”本色，当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史论撰述中，应当还包含着与史论撰述相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我们可以从他的史论撰述人手，结合他以史资政的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联系上述他的诤谏精神，庶几一窥作为“良史”魏徵的风采。

一、精辟的史论

这里仅举《隋书》史论为例略作说明。首先，魏徵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隋朝的兴亡之故，他写道：“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酷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9]所谓“群盗”，当是指秦末、隋末两次农民大起义。中国古代史家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与评论历史，有久远的传统，而魏徵以“秦隋相较”则具有突出的意义：强大的统一的秦、隋两个皇朝，何以速亡？这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考。魏徵以“秦隋相较”提出问题，不仅使这种思考更加深入且具有震撼力，而且也使人更易于理解这一沉重的历史命题。

魏徵撰《隋书》史论，还注意到事物的联系，对史事不作绝对的评判。他论隋朝之亡，有这样的判断：“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0]隋文帝实现重新统一中国大业，历史功勋卓著，“但素无学术，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等弱点，恰是隋朝走向“衰怠”“乱亡”的祸根，而炀帝的所作所为则加剧了这种“衰怠”“乱亡”的趋势。魏徵这样看待隋末的政治走向，包含着一定的朴素辩证认识。

再者，魏徵的《隋书》史论，借着评论隋朝的循吏而同时寄托着他对地方吏治的一种理想，那就是：“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而这种“化”的目标和境界则是“所居而化，所去见思”。[11]

要使地方官员以至封疆大吏，达到这样的目标和境界，实在是一种理想。与此相关联的是，魏徵的人才思想在《隋书》史论中也有充分的发挥，他这样写道：“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12]不同的人才发挥不同的作用，使其各得其所，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这就要求居上位者具有识人之才、用人之才。魏徵的人才思想明确而富有实际意义。

《隋书》不独史论精辟，全书整体面貌亦佳。清人赵翼认为：“《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13]《隋书》获得如此积极的评价，其中自然包含着魏徵主持纪传部分的贡献。宋人叶適读《隋书》时，曾批评魏徵说：“魏徵作《杨玄感（传）》、《李密（传）》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略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徵文识如此，安能经纬事业？”继而他又说：“然观其谏书，乃复不类。岂众史官所为，而冠之徵作也。”[14]看来对于魏徵史论的评价，叶適确有些踌躇，但他对魏徵评论陈高祖陈霸先却是十分肯定的，他这样写道：“魏徵论陈霸先，‘于时内难未弭，外邻勃敌，王琳作梗于上流，周齐摇**于江汉，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图，遽移天历，虽皇灵有眷，何其速也’！斯言诚中其病。”[15]可见魏徵的诤谏之词对叶適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使適适对魏徵史论还有积极的评价。

二、以史资政的辉煌经历

《隋书》史论因魏徵所作而具有突出的价值，魏徵因撰写《隋书》史论而被称为“良史”。但魏徵之所以被称作“良史”，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魏徵在以史资政方面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观唐玄宗时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纵览唐太宗君臣关于治国安邦的讨论与决策，魏徵的言论几乎贯穿全书，而所作政论均离不开历史与现实，可知魏徵以史资政的良苦用心和实际价值所在。试举几例以为明证：

关于唐太宗所问“何谓为明君暗君”的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以暗者，偏信也。”同时，他举出唐、虞为正面事例，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为反面典型，予以论证。其结论是：“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6]

关于唐太宗与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问题”，针对唐太宗所说“当今太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的疑虑，魏徵回答说：“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他进而举出历史事例驳斥封德彝所谓“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的看法，以证其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7]后因唐太宗采纳魏徵建议，实行教化方略而获成功，唐太宗乃自比为“玉”而称魏徵为“良工”。值得注意的是，魏徵所举出的历史事例固然有远古传说的部分，但关于汤武时代的历史却并非没有根据。故清人王夫之写道：“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而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18]之所以被称为“通论”，这是用历史进步的观点去批评历史倒退的观点。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是影响当时政治得失的两件大事。魏徵在一篇上疏中列举历史上的史事及朝中相关言论后写道：“《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9]这段话，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得极为明白而富有哲理。

唐太宗为了教育他的“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命魏徵选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一书，以赐诸王学习。魏徵选编后，在序文末了写道：“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唐太宗“览而称善”，对诸王说：“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20]魏徵的历史教育思想因唐太宗的提倡而得以充分发挥，成为他以史资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他在《群书治要序》起首所写的那种信念：“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21]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良史”境界。

《贞观政要》是最早记述魏徵生平和言论的著作，《旧唐书·魏徵传》多据此扩展而成，传文收录魏徵论时政疏四篇，一是论总结隋朝败亡的教训，二是论守成之难，三是论“明德慎罚”的施政原则，四是论“德礼”与“诚信”的重要。《旧唐书·魏徵传》后论称：“（传中）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22]这话不免过于夸张，却反映了魏徵以史资政思想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三、“忠诚奉国”的忧患意识

魏徵作为“良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贞观政要》所记来看，在唐太宗君臣论政中，魏徵的忧患意识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来：

——在“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上，魏徵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23]

——关于“道著”与“德衰”的辩证法则，魏徵在一篇上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24]

——关于如何对待安危问题，魏徵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25]又指出：“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26]

尤为难得的是，魏徵的忧患意识并非只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而是直面现实，如同贾谊的《治安策》所说一样，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不能“克终俭约”而一一列举事实，陈述厉害。他在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在十个方面的表现。同时，魏徵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27]贞观十三年正是唐太宗政治生涯走向巅峰的时期，魏徵以其政治上的敏感及其对唐皇朝历史前途的关注写了这篇《十渐疏》。唐太宗读后，对魏徵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28]魏徵与唐太宗之间这种敢于“忤情”和对于“忤情”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贾谊之谏汉文帝故事的续篇，令后人赞叹和深思。

精辟的史论，以史资政的卓越贡献，以及深刻、敏锐的忧患意识，使人们全面地看到了作为“良史”的魏徵的全貌和风采。

[1]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4期。

[2]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页。

[3]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4]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2、2563页。

[6] 孙甫：《唐史论断》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12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9]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11]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与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1688页。

[12]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13]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隋书”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44页。

[14]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3页。

[15]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三“陈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5页。参见姚思廉：《陈书》卷六魏徵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8页。

[16]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17]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18页。按：《贞观政要》记此事于贞观七年，当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太宗贞观元年记：“六月，辛已，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36页）两《唐书》亦均记封德彝于贞观元年去世（见《旧唐书》卷六十五《封伦传》、《新唐书》卷一百《封伦传》）。

[1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之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92、693页。

[19] 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4页。

[20] 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页。

[21] 魏徵：《魏郑公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3页。

[23]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24]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页。

[25]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26]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0页。

[27]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1页。

[28]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300、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