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帝范》[1]

一、史学家的君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君主的讨论，由来已久。这些讨论，有的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的是以伦理为依归，有的是作历史的评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方面的考察，但这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主要是从政治关系来说的，但其中也有伦理关系。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这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秦统一中国，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君主的地位淡化了宗法性质而强化了政治性质。此后，君主成为学人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撰写历史，脱离不开对于君主的评论；政治家参与国事，不能不与君主共同议政：思想家谈论社会、道德、风尚，也总是要涉及君主。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君主始终是人们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司马迁著《史记》以前，贾谊的《过秦论》是涉及评论君主的一篇重要文章，它经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汉书》的相继问世，其中“本纪”部分，都有关于对君主的记事和评论。这些评论，一般说来，只是针对某一个君主而发的，有时也有是针对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发的。总之，大多是就某个君主而论，并不是把君主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个政治现象来讨论，至少没有把君主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讨论。

东汉末年，荀悦奉汉献帝之命，在《汉书》的基础上写一部简明的西汉史。荀悦改纪传为编年，著成《汉纪》30卷。他在此书中提出了六主、六臣论。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4]荀悦把“存亡成败”完全归结为“六主”“六臣”，显然是片面的，但他所说的“六主”，确是把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考察的。应当说，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思想价值。

其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这是一部以历代帝王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简略，且含有一些传说，与“君主论”关系不大。唐初，虞世南撰《北堂书钞》，首列“帝王部”，分75目，从个人修养、政治作风、治国得失等方面编纂文献，以明其大概。这75个事目是：总载、帝系、诞载、奇表、征应、福禄、潜晦、殷忧、登庸、创业、应运、功业、帝德、孝德、睦亲、体仁、宽惠、行义、行礼、幼知、神智、诚信、齐圣、克明、知人、谦让、恭敬、威仪、俭德、勤劳、务农、弘量、纳谏、赦宥、责躬、诫惧、教化、来远、求贤、用贤、优贤、好学、尊师、艺能、慕道、武功、谋猷、雄才、搜狩、思治、识治、至治、巡行、制作、兴造、迁都、守文、中兴、敕诫、抚劳、责让、叹美、赏赐、哀伤、追旧、猜忌、微行、恩幸、奢侈、废立、昏德、失政、禅位、太子、霸等[5]。其中，有些事目今天看来荒唐、无意义，但大多事目，还是与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后人编纂类书，多受其影响。这虽然不是系统的“君主论”但他已把“帝王”亦即“君主”作为一种现象进行综合考察。同时，虞世南还有另一部书《帝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全书以问对形式表述，对历代帝王作了评论，且多用比较方法。例如，《帝王略论》以晋武帝和隋文帝为例，将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说明一个君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变化。以晋武帝和晋明帝相比，说明“臣下之功”与“人主之功”是不应混同的，又以陈文帝与陈宣帝相比，说明前者有武功和文治，而后者是“度量弘广”，这都是以同一朝代之不同的君主相比。再者，以不同时期的朝代君主相比，如以周之成、康与汉之文、景相比，说明这些君主都各有作为。还有，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如将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相比，以北齐、北周的君主相比，而一一论其长短、优劣，等等。作者视野开阔，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然此书亦非综合论述君主的著作，但对以往君主作系统的评论，还是颇有新意的。虞世南的这两部书，在帝王研究方面，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唐高祖李渊曾命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一书，此书有“帝王部”4卷。其“总载帝王”似有“总论”性质，所记是历代文献中对天子、皇帝、君主的解说。再者便是引用前人的评论如贾谊《过秦论》、干宝《晋纪·总论》等。其主要部分是记历代“帝王”，从所谓“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等直到南朝陈宣帝止，是历代“帝王”的简要介绍，其文也是撷取前人所撰之文献，并无什么新意[6]。

唐初还有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一书，其卷九为《帝王总叙》，从传说中人物讲到晋武帝司马炎，传说多于历史，只是世代排列而已，引用《帝王世纪》处甚多[7]，亦与“君主论”没有多大关系。

以上所述，是唐太宗撰《帝范》以前，历史上关于帝王之史与论的一个极简略的回顾。从这一回顾中可以看出：第一，关于帝王或君主，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历史撰述，不可不涉及帝王或君主；第二，这些回顾中所涉及的撰述内容，大多不是出于帝王或君主本人之手，而是出于史家之笔；第三，这些内容，或就事论事，或对某一帝王或君主作评论，或对某一帝王（君主）与另一帝王（君主）作比较性的评论，虞世南的两种著作，已触及君主现象，未曾把帝王或君主作为一个政治现象与历史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改变了上述局面：唐太宗作为一个君主，他把帝王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来研究，写出了从理论上综合评论帝王的专文，这无疑是一篇以君主的身份讨论君主的宏文，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唐太宗的君主论

如果说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是用比较的方法，从德行和事功两个方面评价了历代帝王的话，那么，唐太宗的《帝范》则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帝王的准则。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所撰，当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即他辞世的当年；但也有说是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8]。

唐太宗为什么要写《帝范》？这是我们今天考察唐太宗和《帝范》必须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有政治发展上的必然性，而且也有个人思想发展上的必然性。

《帝范》为何而作？

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他在《帝范·序》中明确地写道：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9]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皇太子在政事（君臣之礼节）和民事（稼穑之艰难）两个方面都不是很放心的。一个君主，如不能处理好君臣关系，不能关注民生，是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作风和为政之道。他曾特别强调《汉纪》一书“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10]，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风。他对于民事的关注，无疑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积极方面看，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1]。从消极方面看，他同魏徵等人讨论君与民犹如舟与水的关系，并以此教导太子，不要把百姓生死休戚置若罔闻[12]。

从上引这段话里，还可以看出，这份政治遗嘱，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一些重要的理论性认识，所谓“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反映出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气魄。在他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正是现实的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这份政治遗嘱，是政治领域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创造之统一体。

其次，这是唐太宗对自己的一份政治反省。《帝范》作为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遗嘱，其意义是重大的。正如唐太宗在赐太子李治《帝范》时对左右大臣所说：“饬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13]。可以说，这是他对整个唐皇朝的最后的交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唐太宗本人的自我评价来看，《帝范》也是他的一份反省之作，自鉴之作。他在《帝范·后序》中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讲道：

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14]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也有其两面性。前面说到他重政事与民事，并非夸大之词；这里，他的自我反省与自责，也并非出于谦辞。贞观中期，魏徵一再提醒唐太宗要保持贞观初年的政治作风，并为此而与唐太宗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就是有力的证明[15]。在这一段话中，唐太宗三次联系他本人发论：“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这三个“吾”字反映了唐太宗自省、自责的真诚。而这种自省、自责也更加重了这份政治遗嘱的分量，这就是唐太宗庄重地指出的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其良苦用心，已达极致。

由此可见，唐太宗作《帝范》的深层含义和多重原因。

《帝范》主要内容除序与后序外，正文凡十二篇，即：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各篇所论，要言不烦，切中本质，往往反映出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结合。这十二篇所论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皇帝的地位和修养以及对皇族的适当安置（君体、建亲）；二是关于用人（求贤、审官）；三是关于君主的政治作风（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四是关于基本国策即重农及文武之道兼而用之（务农、阅武、崇文）。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成为由一个英明君主结合自身为政体验而撰写的一篇“君主论”或“帝王论”。

这里，我们举出数篇，略作分析，以见其主旨。

首先看《君体》篇，这是论君主的崇高地位和自身修养所应达到的境界。其文曰：

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亿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16]

这几句话，前半部是论君主地位的无上崇高和威力的无边无涯，如山岳、如日月；后半部是论君主的德与行，其“致远”“怀民”“抚九族”“接大臣”，都体现出仁、礼、孝、恭、勤劳、德义。这就是唐太宗心目中理想的人君及其“为君之体”。显然，这样的君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只能“存在”于人们的颂词和讴歌之中。在中国历史上，英明之君如唐太宗者寥若晨星，而如前所述，唐太宗本人晚年也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标榜君主的权威和德行呢？道理很显然，是为了树立人们对君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以服从管理与统治。

其次看《建亲》篇，这是论述“封建亲戚，以为藩卫”的经验教训的专文。唐太宗总结了周、秦、汉、魏的得失，认为适当地实行“封建”之制，是必要的。他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明确地写道：

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17]

所谓“众建宗亲而少力”的方针，本是西汉初年贾谊为削弱同姓诸侯王的势力而提出来的，而《帝范》又把它提出来使之作为郡县制的补充形式，以巩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同一些重要大臣的意见是存在歧异的。早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以周、汉历史为依据，决定分封子弟及功臣共35人为世袭刺史。后经大臣李百药上长篇奏疏，驳“世封”之事。大臣马周也上疏力陈不可，指出：“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在大臣们的反对下，唐太宗“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事[18]。然而，唐太宗似乎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到了暮年时节，又旧事重提，把它写入《帝范》，作为一条国策，要他的继承人遵照实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武则天诛杀李氏宗室，或许可以“证明”唐太宗的主张是对的；但“安史之乱”后，李氏宗室之间的杀戮同样非常残酷，颇类似于汉初同姓王之乱，这又说明唐太宗的主张是不可行的。到了唐宪宗时代，柳宗元撰《封建论》，可以说从主要方面“回答”了唐太宗思想上的多虑。但应当承认的是，《建亲》篇十分有力地表明，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是非常认真、非常深刻的。

再次说《务农》篇，这是论述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之一。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过这样的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戎屡动，土本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19]这个认识，直接的教训来自隋朝之亡，间接的教训则来自秦亡，因为唐初君臣都认识到，“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其主要教训就是“过役人力”[20]。这个涉及根本国策的问题，唐太宗是一定要加以强调的。他在《务农》篇中写道：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民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各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伎巧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21]

所谓“食为人天，农为政本”，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治国的根本方针的思想基础，但真正做到“农为政本”却又并不容易。诚如上文所引唐太宗讲的那番关于“不夺农时”的话，也恰如唐初君臣所总结的秦、隋均亡于“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只有国策不堕入那样的歧途，才能把“食为人天，农为政本”落到实处。唐太宗说的“禁绝浮华，劝课耕织”，“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方针。他说的“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或许有点夸张，这反映了他对储备粮食的高度重视。

最后说《崇文》篇，这也是论述基本国策之一的专篇，它同《务农》《阅武》构成三大基本国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本篇中，唐太宗指出“崇文”对于“弘风导俗”“敷教训人”、提升治国之道、光显君臣身名、认识智慧之源等，都大有裨益。他写道：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括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此崇文之术也。[22]

唐太宗对“崇文”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崇文”所得到的益处是“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君主不知天下，昧于古今，那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指出：“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他在下文作结论说：“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唐太宗年轻时戎马生涯，深知“阅武”之重要；但“守成”之时，“崇文”的重要性更凸显出来，这就叫作“与时优劣，各有其宜”。联想到汉初刘邦与陆贾的对话，所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23]可以看到历史经验给予人们的智慧，本有相通之处，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帝范》十二篇，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也凝练了他的“君主论”，使其成为中国史学上“君主论”的一篇杰作，反映了7世纪中华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帝范》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帝范·序》起首说的“皇天眷命，历数在躬”云云，还是给皇位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些话，或许已经成了不能不说的官样文章，但它毕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再者，《帝范》所宣扬的是君主的权威和作用，虽然它也讲到“民者国之先”之类的话，但“民”的活动总是脱离不了君主光芒的照耀。

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对《帝范》作了这样的小结，他说：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皆在兹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皆俯从其易，不能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24]

他把《帝范》称为“帝王之大纲”当不为过，因为“安危兴废”都包括在其中了；他又指出，知之不难而行之难，始终行之尤其难，这都是说的实话。由此可以证明，《帝范》一文，原本论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中的君主罢了。

[1]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 《论语·颜渊》，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8页。

[3] 《孟子·尽心下》，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4] 荀悦：《汉纪》卷十六《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8～289页。

[5] 见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至二十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6]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十一至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99～275页。

[7] 徐坚等：《初学记》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页。

[8] 《唐会要》卷三十六记，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唐太宗作成《帝范》。《册府元龟》卷四十记：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范》十二篇，赐皇太子”。《四库全书总目》亦谓作于贞观二十二年。按：《唐会要》前80卷为唐人所撰。且成书在先，今从《唐会要》说。又，疑《册府元龟》误将贞观二十三年作二十二年。

[9]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

[10]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纳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页。

[11]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12] 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诫太子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5页。

[13]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51页。

[14]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

[15] 魏徵作为一位诤谏之臣，多次与唐太宗在处理政事时发生冲突。参见《贞观政要·任贤》《旧唐书·魏徵传》。

[16]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17]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

[18] 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封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0～111页。

[19] 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

[20]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21]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9页。

[22]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233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24] 吴云等：《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