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学家研究历史、评论史事和人物是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隋书》史论以秦、隋二代历史相比的论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的总论，是就一个皇朝内部的历史进行比较；《南史》《北史》各朝本纪后论，一般也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本文讨论的《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虽然比上述各书都早，但就作者的运用来看，已显示出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而在历史比较的形式上，也比上述各书来得丰富，因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历史比较方法之运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帝王略论》5卷，唐初虞世南（558—638年）撰。元代以后，流传渐稀。今仅存敦煌本残卷（伯2636号）卷一及卷二前半部分[2]。所幸的是，唐玄宗时赵蕤撰《长短经》（亦称《长短要求》）10卷，于卷二《君德》篇征引《帝王略论》之“论”21首[3]。又，唐德宗至唐穆宗时人马总（？—823年）撰《通历》10卷，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历代帝王事迹之后，因而也保存了后者许多佚文。《通历》长期以抄本传世，至清初以前佚前3卷，今存后7卷。除有极少抄本尚存，还有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本200部行世，因数量太少，且距今已70余年，故亦世所罕见。以叶氏排印本为据，《通历》卷四至十，引《帝王略论》“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帝王略论》（按：陆氏误作《论略》）佚文即取自赵、马二书[4]。本文所论，乃据残卷及《长短经》《通历》所引《帝王略论》之文。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

虞世南认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后，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转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与智力所限，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论》关于晋武帝的一段议论：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这一段话，指出了“平一天下”与“创业垂统”是不完全相同的两回事，打天下的人未必能守天下。这一点，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唐太宗就跟群臣讨论过“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6]。虞世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晋武帝的，指出他的“创业垂统，其道则阙”，因而他“平吴之后，怠于政事”，终于把“国风”弄到“智士永叹，有识寒心”的地步，在他死后不久西晋就灭亡了。这跟“明主”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作者认为，在这方面，隋文帝与晋武帝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但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他评论隋文帝说：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弱，负图作宰，遂膺宝器。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纬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同一书轨，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椒掖。仁寿雕饰，事埒陈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支剿绝；废黜不辜，树立非所；功臣良佐，剪灭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不宜乎。[7]

这里，作者首先指出隋文帝并非是从一般“布衣”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以外戚身份夺得统治权的。但是，隋文帝跟晋武帝有一点是十分相似的，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一面聚集财富，一面走向奢侈，以至“万姓力殚，中人产竭”，政治上的紊乱跟前期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跟晋武帝相比，终究也还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季年之失，多于晋武”，比后者还要更加荒唐。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以隋代周时，虞世南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了，他在仕途上亲身经历了隋的统一、强盛和灭亡，他对隋文帝的评价实际上是当代人评论当代人，其感受自然分外真切。在对隋文帝的总的评价上，唐初史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出于魏徵手笔的《隋书》史论说隋文帝“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说隋朝的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8]。这与《帝王略论》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唐太宗君臣为什么那样重视关于“创业”和“守成”的讨论了。

二、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作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从正面相比，是比“功业”和“功德”；从反面相比，是比其“残忍”的表现。《帝王略论》论东晋孝武帝与明帝相比，是这么说的：

公子曰：中兴之政，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沈晏，卒至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9]

在虞世南看来，臣下之功与“人主之功”是不应混淆的，这种严肃的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是很难得的。加上才能的平庸和“末年沈晏”，怎么能够以晋孝武帝与晋明帝相比呢？

作者对于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陈文帝、陈宣帝，也是从“功德”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价的：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板**，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字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10]

作者称赞陈文帝的“功德”，是着眼于他的武功、文治，而肯定陈宣帝的“功德”则强调他的“度量弘广”。这里虽然没有明确道出孰优孰劣，但还是比较了他们不同的特点。此外，作者对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也作了比较[11]。

当然，从正面比较，有时也并不是较其“功德”高下，而是比其异同。关于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比较则属此种类型。作者写道：

公子曰：文王盛三分之业，屈道以事殷；武王率八百之师，称兵而灭纣。岂德有优劣？物运穷通，何其二圣殊途如斯之远？若牖里为是，则牧野为非；谓剪商为工，则事殷为屈。愿闻笃论，以释所疑。

先生曰：夫四时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辨；五常递运水火，有刚柔之殊。至于利物成务，其道同矣。文王夷明，晦迹藏用，所以显仁；武王果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然则济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为是而□武为非乎！期于至公而已矣。[12]

这是从周文王、周武王对待殷商的态度的区别提出问题，认为在“屈道以事殷”和“称兵而灭纣”二者之间，必有是非、工屈之分。文武历来被看作是圣人，这里也是称他们为“二圣”，但能这样提出疑问，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作者从自然现象和文、武二人的个性和才能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但他认为文、武之道对于“济世庇民”来说都是必要的，这大致还是符合殷、周之际的历史的。这都是从正面相比较。

从反面相比，作者评价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13]

像这样的君主，当然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以“诛戮贤良”为能事，以“断翦支叶”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这些评论，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一腔正义之情。

以上这些历史比较，都是就一个皇朝之内，以前后不同的君主来相比的，这同以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行为相比的方法，视野当然要宽阔多了。然而，如果进而以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那就需要作者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点，《帝王略论》的作者也是做到了的。

三、以不同时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

《帝王略论》中关于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更多地运用，比较的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富，比较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因而越发显示出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历史见解的卓越。这种见解往往不同于或超出于前辈史家的看法，因而又极具历史评论的个性。作者根据班固说的“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论点[14]，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15]

在这一段历史比较当中，作者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在他看来，汉文帝在整顿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联想到他对汉高祖的评价也不过是“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者也”[16]，就更可以看出所谓“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这话的分量了。文帝胜过成康，景帝则不如，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此外，关于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个君主相比的问题，作者的分析也十分精彩：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短祚，志未可量也。[17]

虞世南不赞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历史比较，并陈述了这方面的根据。接着，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出身、创业、度量、谋略几方面考察，认为刘裕有“汉高之风”“光武之匹”。在门阀观念很盛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能提出这样的看法，确乎难得。这一方面是作者的见识所致，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的比较的方法。

从下面的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这种历史比较的时候，很注意掌握分寸，是不轻许于人的。他论陈高祖说：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按：即陈高祖）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谟长算，动无遗策，盖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为优矣。[18]

这个地方是把比较的范围限制在“近代以来”，但也还是涉及宋、齐、陈三朝。作者肯定陈高祖是“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虽比齐高帝“为优”，但却“不及”宋高祖。一种历史比较中存在的分寸感，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这种分寸感往往是跟考虑历史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中体现得格外清楚——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按：指赵武灵王），不亦优乎！[19]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方面高度评价了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积极的见解，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同他着眼于从历史进程上考察问题，比较历史人物的方法是相关联的。文中没有专讲赵武灵王的事功，但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作者对赵武灵王也是极推崇的。上文已经讲过的作者论隋文帝“季年之失，多于晋武”，这也体现着历史比较中的分寸感；不过不是从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而是从他们对历史发展的阻滞来说的。

在这一类的历史比较中，作者一方面是注意到从历史进程来评价君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从他们在某个重大政治举措中的得失来评价他们。他论北齐武成帝传位一事与北魏献文帝传位一事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武成传位可与魏文献（按：当作献文，此误）俦否？

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献文之谢百群，克固皇家；武成之委万方，倾覆宗社。知子之鉴，无乃异乎！[20]

在封建社会里，皇位传袭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闹出过许多乱子，但也有处理得好的。作者提出“知子之鉴，无乃异乎”，在当时的政治中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请看作者是怎样评价献文传位的：

公子曰：魏献文禅位厥子，其义云何？

先生曰：《易》称：“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财。”夫万乘之尊，鸿名也；四海之大，大宝也。鸿名大宝，三五之君尚步驱于兹；献文忘情九县，脱屣万几，传位嗣子，克昌鸿业，窅然汾水，不亦美乎。[21]

这些议论，显然是把献文传位的事情说得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献文传位的主观动机和后来冯太后、孝文帝的改革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作者是把着眼点放在传位后的客观效果，从而反转过来对献文传位之举做出评价的，因而难免有附会之嫌。不过如若从作者当时所处的现实来考察的话，这里很可能隐含着作者对于唐初李渊传位李世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从作者跟唐太宗的密切关系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帝王略论》一书则可能是唐太宗“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22]过程中，作者陆续写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此书撰写的时间。不过这些都是推测，不能作为结论看待。

以上这几种历史比较，都是从纵向上考察问题，即涉及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一个皇朝内不同时期的君主，以及不同时期的皇朝的君主。此外，《帝王略论》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也有从横向上来考察问题的，即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较。

四、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

这一类比较是由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分裂时期的客观情势提出来的，它在《帝王略论》中虽然所论不多，但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种历史比较，一是从君主个人扩大到整个皇朝，二是不仅要考虑到主观策略的制定，还要顾及客观形势的估量，因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作者认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之君，但他们又各不相同。曹操“兵机智算，殆难与敌”，“实有英雄之才”，然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故“坐论西伯，实非其人”。刘备虽有“人君之德”，但终因“国小兵弱”，难以与孙、曹抗衡。至于孙权，“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23]。寥寥数语，把曹、刘、孙三人的品德、才能、环境作了比较。同样，作者对高欢与宇文泰的比较也是如此——

公子曰：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先生曰：若语其封疆，料其士卒，则周强而齐弱，非徒雁行而已。文帝潜师至，果以少击众，虽周瑜之破孟德，谢玄之摧永固，无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挪自行乘间而霸大业？！奇谋长算，固有以焉。但顾命犹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于斯谬矣。[24]

这里所谓“高氏”“周人”，实际是指东魏高欢和西魏宇文泰时期的东、西两个皇朝来说的，高欢和宇文泰既是当时这两个皇朝最有势力的人物，又分别是北齐、北周政权的创立者；他们本人都不曾称帝，但都被他们的后人追尊以帝号。文中所谓“高氏”“周人”和所说的“周”“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作者认为，从地理条件看，齐、周各有优势；但从土地和军力来看，“则周强而齐弱”。但这里着重要比较的是“论其智略，孰者为优”的问题，故论中特别赞扬了周文帝（宇文泰）的“奇谋长算”。但作者对于宇文泰死前“顾命犹子”以致造成“自相吞噬”的严重后果则是全然否定的[25]，进而认为前人评论宇文泰有“知人”之哲的说法是一种谬说。作者没有直接回答“孰者为优”的问题，只是充分肯定了“智略”在双方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关于这一点，他在评论高欢时也给予了同样的注意。作者写道：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

先生曰：神武（按：指高欢）潜谋于永安之际，致捷于韩陵之间，冲天之势，固足伟矣。至于垂翅玉壁，税驾晋阳，雄图不展，智勇俱困。然进为徇魏之臣，退作肇齐之主，奇才大节，亦有可称焉。[26]

周文帝有“奇谋长算”，齐神武是“奇才大节”，都有足可称道的地方；同样，周文帝有“顾命”之失，齐神武也有“智勇俱困”之时。可谓各有其长，亦各有所短。作者这样比较和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是顾及一个人的全貌的，因而是可取的。

在关于“才略”“智略”的比较当中，作者认为它们也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给人们带来成功，也就是说，任何“奇才”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情势而发挥作用。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作者论司马懿的“文武之略”和诸葛亮的“节制”，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见解——

公子曰：诸葛亮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劲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27]

作者通过这一段议论表明：在蜀、魏较量当中，蜀败魏胜的历史结局，并不是司马懿的“雄谋妙算”起到的根本的作用，而是双方实力不等所致。作者是高度评价诸葛亮的“节制”的，但也认为他无力改变这种历史的结局；作者也肯定司马懿的“文武之略”所起的作用，但并不赞赏他的“文武之略”的种种表现形式。这些，显示了作者把历史比较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的意向和特色。他比较和评论北齐后主、北周宣帝的“昏乱”与误国，也具有这种特色。[28]

五、历史比较的意识和历史比较的标准

本文开始已经提出，从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看，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本文以上所做的这些论述和引证，说明这个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作者的这种自觉意识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在《帝王略论》中所做的一系列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的设问。如：

——伊尹相成汤于前，傅悦佐武丁于后，二人功业，孰者为优？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

——中宗（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于前代，功德云何？

——中兴之政（按：指东晋），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南朝刘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

——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北齐）武成传位，可与魏献文俦否？

——（北齐后主）高纬昏乱，匹与周之天元（按：指北周宣帝），孰者为愈？

——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在《帝王略论》中，有这么多带有比较性质的设问，绝非偶然。这说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自觉地考虑到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否则，将无法解释作者的这种撰述形式和提出问题的方法。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重视历史的借鉴，而讲借鉴就往往离不开历史比较的方法。这在中国史学上起源很早。《尚书·无逸》强调统治者只有兢兢业业，“不敢荒宁”，才能“享国”长久。它记周公的讲话，考察了殷代诸王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又追述了周代先王在这方面做出的榜样，就包含着历史比较的思想。《左传》的“君子曰”常以古代经典的教导来衡量和评价当时人的行为，这也包含着历史比较的思想。如：“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29]“《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其祁奚之谓矣。”[30]“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31]这在《左传》里有多处运用。司马迁撰《史记》，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关于古今比较，盛衰比较，人物比较，尤其是关于秦、汉比较，楚、汉比较，有很丰富的思想，也采用了多种比较的方法。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特意写了“两两对照”一节，生动地揭示了司马迁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32]。《史记》以后，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可见，在中国史学上，历史比较的思想是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的。《帝王略论》的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比较的问题提得十分鲜明；二是集中于对历代君主的比较，从而给人以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此书的特点所在。

至于说到《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面的标准，因其所比多是历史人物，且又多是君主，间或也涉及个别执掌国是的大臣，因而多注意于他们的“功德”“功业”、重大政治举措以及他们个人的“智略”和才能。前者着重于客观效果的评价，后者注意于个人修养的分析，而这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这些，从本文所做的引证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作者在历史比较的标准方面，还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的。第一点，是注意到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区别，这从作者以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相比中看得尤其清楚。第二点，是儒、释、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作者以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比较，认为：“至于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蜜，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33]他在讲到释、道二教的社会作用时，实际上也是以它们跟所谓“王化”“舆俗”相比较。他说：“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于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玄牝常存，长生久视，腾龙驾鹤，区冲之教也。至于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于王化，无乖于舆俗。”[34]因此，他不赞成周武帝毁道灭佛之举，认为那简直就像“井蛙观海”一样可笑、可叹。这种观念，很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点。从史学的发展来看，这样的文化意识，表明佛学已相当深地渗透于史学之中。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是对《帝王略论》一书的历史比较方法做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而对于它的许多具体论点的评价，虽亦有所涉及，但终非本文重点之所在。

[1] 原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 参见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67页。

[3] 参见赵蕤：《长短经》，今有读画斋丛书本。赵蕤，两《唐书》无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杂家类》有简要介绍。

[4] 《唐文拾遗》卷十三辑《帝王略论》佚文，出自《长短经》者凡9首，其第7首首书“缺”者，乃出于《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注文；此9首，为《通历》卷四至十所无。出自《通历》者凡39首，实应合并为34首。

[5]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6]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7]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4～115页。

[8]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56页。

[9]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10]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11]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按：周征松《通历》点校本无此引文。

[12] 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一。

[13]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14]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页。

[15] 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二。

[16] 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二。

[17]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18]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19] 见马总：《通历》卷八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0]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21] 见马总：《通历》卷八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23] 以上均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19～172页。

[24] 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7～108页。

[25] 犹子，即侄子。《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西魏恭帝三年九月，“太祖（按：指宇文泰）有疾，还至云阳，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1页）字文护，宇文泰之兄宇文颢之少子，其事见《周书》卷十一《晋**公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65～182页）。

[26]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27]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28]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1～104页。

[29] 《左传》庄公十四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9页。

[30] 《左传》庄公十四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27页。

[31] 《左传》庄公十四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13页。

[32] 参见白寿彝：《史记新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86～91页。

[33]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34]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