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论的杰作[1]
唐初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论》一书，凡5卷，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的系统评论历代帝王的专书。然此书自元代以后，传布渐稀，以致清代学人于此书已不甚了然。所幸的是：敦煌文书中尚存其残卷一卷有余；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内中保存其部分佚文；而唐人马总所撰编年体通史《通历》10卷，则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帝王事迹之末，从而保存了它的更多的佚文。1987年，我曾考察马总《通历》，进而考察《帝王略论》，认为后者确是唐初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历史评论著作，堪为唐初史论的杰作之一。探索、诵读之间，既感其见解之独到，亦叹其湮没之甚久。掩卷沉思，撰为此文，供学术界同好和读者参考。
一、一个重要的问题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在少年及青年时代，受业于著名学者顾野王，属文则祖述徐陵，又随智永学书，笃志勤学，深得师辈真传，且有创新，声名远播。仕隋，先后任秘书郎和起居舍人。唐初，李世民引为秦府参军。唐太宗时，任著作郎，兼弘义馆学士，最后官至秘书监。他跟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很深的关系，他们个人之间的友情也很重。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
前人曾经指出，唐太宗时，诤谏之臣非魏徵一人，这话是对的。别人且不说，虞世南就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跟虞世南经常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评论“古先帝王为政得失”，也就是唐太宗说的“商略古今”。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为政治家，他对于历史，尤其是有关古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吴兢《贞观政要》一书记载得尤为详尽。从虞世南来说，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世民即位时，虞世南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但他对于政治的关心，却没有减退。他一方面同唐太宗“商略古今”；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的政治，对山陵制度提出合理的建议，对山崩、地震、大水、彗星出现等自然现象都给予有利于启发唐太宗改进政治的解释，对于唐太宗的“好猎”也进行谏阻，等等。他这样做，越发赢得了唐太宗对他的亲近和尊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唐太宗把“德行”“忠直”放在“五绝”的第一二位，说明他重才但更重德，同时也说明他是知人之君。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终年81岁。唐太宗十分悲痛，“哭之甚恸”。他亲自给他的儿子魏王李泰写了一篇敕书，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3]真情实感，溢于言表，而“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这样的评价，自然不是可以妄加的。虞世南死后不久，唐太宗写了一首诗，“追述往古兴亡之道”，但想到世南已经辞世，便不胜感慨地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这再一次表明，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君臣之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旨趣之基础上的，这就是：评论“先古帝王为政得失”，“追述往古兴亡之道”。唐太宗最终让人将此诗在虞世南灵前焚去，以告慰这位已经故去的知音；同时命人图其形于凌烟阁，以为永久的纪念。
还在虞世南担任秦王记室参军的时候，他就被列为“十八学士”之列。褚亮撰的《十八学士赞》称誉虞世南“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罔罗百世，并包六艺”[4]。可见他的德行、学问，备受时人称颂，非只太宗一人。然而，太宗把虞世南跟他“商略古今”看得如此之重，当无第二人可比。这正是《帝王略论》的旨趣所在。
二、残卷之谜和佚文巧合
《帝王略论》敦煌本残卷是研究此书之面貌的基本依据，《长短经》和《通历》所存此书之佚文多为残卷所无，亦为研究此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故本文拟对《帝王略论》的残卷和佚文作比较具体的说明，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一）残卷之谜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虞世南的撰述有：他与裴矩合撰的《大唐书仪》10卷，《帝王略论》5卷，《北堂书钞》173卷，《虞世南集》30卷[5]。《大唐书仪》，已佚。文集，多已散失，《全唐诗》和《全唐文》编辑了他的极少量的佚诗、佚文[6]。《北堂书钞》，今存160卷，有明万历陈禹谟刻本。
《帝王略论》，宋人得见此书，似无疑义。晁公武记马总《通历》云：
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7]
若非亲眼见到《帝王略论》，或以《通历》与《帝王略论》对读，则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说法。《宋史·艺文志·杂家类》尚有著录，元初或许还有流传。及至清嘉庆年间，阮元与其门人撰《通历》（原作《通纪》）“提要”时，人们已经见不到《帝王略论》了[8]。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松抄录《通历》后所撰的题记，则明确指出《帝王略论》“久已散佚”[9]。这个事实说明，在明清两代（至少在清代）学人的案头上虽无此书，但人们对于它的湮没却是感到惋惜的。
直到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游学欧洲，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被伯希和盗劫去的敦煌本《帝王论》残卷，才证明此书原先在国内并未完全散失，并为近人研究此书的真正面貌提供了宝贵的依据。王重民先生为了揭开《帝王论》残卷之谜，即证明它乃是虞世南《帝王略论》的一部分，于1935年5月至1936年4月，先后撰写了4篇题记，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在治学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4篇题记中，王先生首先以《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和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史家为据，指出：敦煌古书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疑即虞世南之《帝王略论》的一部分。进而以东洋文库购得镰仓时代写本虞世南《帝王略论》残卷（存1、2、4卷），与《帝王论》残卷相印证，证明“与此正是一书”。又进而以《郡斋读书志》《困学纪闻》皆云《通历》一书保存了虞世南《帝王略论》的说法，并参照《唐文拾遗》卷十三纂辑“《通历》所引《要略》（按：原文为《论略》，当是《略论》之误）三十八事”和“《长短经》所引九事”，指出：《帝王论》残卷之“所存者适在《通历》缺卷中，亦巧合矣”。最后，则以《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九所载虞世南《公子先生论》一条与《唐文拾遗》辑本相校，结论是：“正在马总所引卷内，因确知即《帝王略论》也”[10]。上述论证，令人折服，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即虞世南《帝王略论》传抄本之残卷无疑，这一论证的学术价值之一，是对唐初史学而尤其是对唐初历史评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事隔50余年，这一论证的价值并未引起治中国史学史者的重视。我开始研究《帝王略论》，是因研究《通历》而受到启发的，亦未曾注意到王重民先生的那些论证；虽然在对《帝王略论》一书的看法上得到了与王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忽略了其残卷的存在，则是明显的疏失。学海无涯，可不慎欤！
近来，我查阅了《敦煌宝藏》[11]第123册中所载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的影印件，颇觉对《帝王略论》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这里，我首先对王重民先生在50多年前为揭开残卷之谜所撰的题记作两点补证。
第一，王先生为证明残卷《帝王论》即唐初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举出了一系列证据。我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一条最直接的、也是最早的证据却没有被引证，即刘知幾关于《帝王略论》的评论。其文见《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12]
刘知幾是在批评司马迁以“推命”而论成败的做法，进而兼及《魏略议》和《帝王论》的。值得注意的是：（1）刘知幾存正文中称“虞世南《帝王论》”，而在注文中则称“虞世南《帝王略论》”，可见《帝王论》即是《帝王略论》。（2）查《史通》原注所引《帝王略论》论陈氏之亡的一段话，与《通历》卷七所引《帝王略论》之“先生曰”，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删节。可见《通历》所引之“公子曰”“先生曰”确出自《帝王略论》无疑。
第二，王先生据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唐人赵蕤《长短经》所引《帝王略论》9事，乃做出如下推断：“《长短经》所引九事，始于西汉文、景，迄于东汉之末，当在原书卷二、卷三中，赵蕤殆亦未见全书耶？”王先生当时游学海外，寻书不便，乃作此种推断，是可以理解的。今查赵蕤《长短经》卷2《君德》篇[13]，其正文征引《帝王略论》20首，注文征引1首，共21首。上起西汉文、景，下迄隋朝文帝，其间并不着意于连贯征引，而视其需要采择之。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以只辑录其9首者，皆《通历》所缺也；以下均与《通历》重复，故不取。其意当如此，并非赵蕤未见全书。值得注意的是，从揭示《帝王论》残卷之谜来说，《长短经》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征引《帝王略论》（即“或曰”“虞南曰”。按：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故略去“世”字）有3首论与残卷重合，即论西汉之文、景，武帝，宣帝，二者相校，亦可证残卷确为虞世南《帝王略论》无疑。
王先生已经辞世，不然当持此以求教正。
（二）佚文巧合
《帝王略论》现存佚文，除《史通·杂说上》所引“先生曰”1首、王重民先生引证的《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九所引“公子先生论”1首外，主要有：（1）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2）赵蕤《长短经》所引“或曰”“虞南曰”；（3）马总《通历》所引“公子曰”“先生曰”；（4）王重民先生提到的日本东洋文库所得镰仓时代写本《帝王略论》残卷（存1、2、4卷）。其中，《史通》《御览》所引2首均见于《通历》，而日本镰仓时代写本残卷今日则又未可得见，故目下考察《帝王略论》现存佚文，无疑当以敦煌本残卷、《长短经》和《通历》为主要依据。
敦煌本残卷存部分序文、第1卷目录及全部正文、第2卷目录及大约1/2卷正文。这使我们大致上能够认识全书的结构、特点和规模。残卷正文由事略和评论两部分构成，事略书“略曰”，评论则书“公子曰”“先生曰”，采用问答形式。全书略按历代帝王所处时代先后编次，而在有的朝代起始处还特别标出其朝代名称，如“殷略”“周略”“秦略”等。正文中还有少许简要的自注，如卷一于黄帝后注曰“右三皇”，于舜后注曰“右五帝”，于夏桀后注曰“论在殷纣章”，等等。卷一有事略（“略曰”）26章、评论（“公子曰”“先生曰”）12首，卷二存事略9章、评论6首，合计事略35章、评论18首。事略之文最长者如述汉高祖刘邦，凡27行，约700字；最短者如述颛顼、帝喾、周平王，均不足2行，只三四十字。评论桀、纣二主之文最长，凡13行；评论周平王之文最短，仅3行。可见，不论是“略”还是“论”，文字多少不拘，显示出撰述上的灵活性。《帝王略论》一书的结构大致如此。它在体例上的特点，一是有“略”、有“论”，故称《略论》；一是“论”以问答形式表述，增强了本书的生动性和启发性。本书的规模，以敦煌本残卷结合《长短经》与《通历》所存之论考之，当是：第1卷，三皇至秦末；第2卷，两汉；第3卷，三国、两晋；第4卷，南朝；第5卷，北朝。
王重民先生当年曾兴奋地写道：残卷所存者，适在《通历》缺卷中，“亦巧合矣”。诚然，这种“巧合”对于我们认识《帝王略论》一书的全貌，特别是有关评论部分的全貌，至关重要。那么，这种巧合究竟“巧”在何处？我想作一简要说明，并对王先生的说法提出一点补充。上文讲到，残卷存评论18首，所论上起夏禹，下迄汉宣帝。马总《通历》10卷，前3卷早佚，今存后7卷；后7卷中征引《帝王略论》的评论34首[14]，所论上起晋宣帝，下迄隋文帝。残本与《通历》共存评论52首，且毫无重复，可互相补充，此一“巧合”也。此外，赵蕤《长短经》征引《帝王略论》的评论21首，所论上起西汉文、景，下迄隋朝文帝。其前3首（即论西汉文、景，武帝，宣帝）与残卷相重，其后12首（即论晋宣帝以下直至隋文帝）皆《通历》所有；而中间6首（即论西汉元帝，王莽，东汉光武帝，汉祖、光武之臣，东汉桓、灵二帝，魏、蜀、吴三国君主）恰为汉宣以下、晋宣以上，弥补了残卷与《通历》所存评论的一大“缺口”，此又一“巧合”也。以上三书合计，共存《帝王略论》之“论”73首，若重复者不计，仍可得58首。其中，三皇至秦12首，两汉11首，三国两晋9首，南朝11首，北朝至隋15首[15]。我认为，《帝王略论》之“论”的部分，于此庶几可还其本来面目。
三、在史学上的价值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商略古今”是《帝王略论》的旨趣所在。这一点，在敦煌本残卷所保存的部分序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残序为序文的后半部分，9行，上端已残缺，每行缺2～4字不等，然其意大致可以看出。第一，序文中有“将为子说治乱之迹，贤愚二贯”，这应是本书主旨。第二，三皇五帝，“非凡庸所敢轻议，但略陈其事，存而不论”；三代以下，“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故择其明者可为轨（规）范、昏者可为鉴戒“试论之”。这是说明三代以上只“略陈其事”，有“略”无“论”；三代以下则有“略”有“论”。第三，“至于守文承平、无咎无誉”，非规范、鉴戒所由者，“亦所不谈也”。这是进一步说明了本书对记述与评论之对象的取舍及其缘由。要之，本书并非泛泛而论“古今”，而是要在确有可“商略”处做文章。王重民先生据《玉海》卷六十二引《中兴书目》语及《新唐书·虞世南传》，判定虞世南撰《帝王略论》“盖在秦府时”，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序文“将为子说”云云，以及论中所谓“公子曰”“先生曰”，从口气上看，亦可证此书撰于李世民即位之前。当时，唐朝建立不久，天下未定，书中谈论的内容，确是当时的形势和李世民本人所迫切需要的。
尽管《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但其价值显然不在于“略”而在于“论”。从我对《帝王略论》残卷及佚文所做的初步考察来看，我认为它在评论历代君主方面或由此而涉及的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1.提出了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如《通历》记东晋末年桓玄所建“伪楚”及其为刘裕所败的史实后，引《帝王略论》说：
公子曰：桓玄聪敏有夙智，英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合于寒暄，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弘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国治人无闻焉。尔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16]
这里说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个人品德问题，它还包含着君主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由这样的远见卓识为指导而制定的种种措施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只有具备这种器度的君主，才能使“万姓推而不厌也”。虞世南认为，像桓玄这样的“浮狡小智”“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而遭到毁灭则是理所当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在虞世南看来，不独桓玄这样的人与此无涉，历史上有一些看来还说得过去的君主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标准。如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艺，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句践、穰苴亦无以过也。但攻取之规有称于海内，而仁惠之德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17]
“人君之度量”不同于种种“奇才”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量”的见解相关联的，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与“人君之德”。《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18]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才华。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则将与身份不相吻合。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的标准。在讲到“人君之德”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19]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2.大胆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的史识。他对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下面是关于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问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20]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风气很盛的政治氛围中，虞世南这样赞扬“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仅要有见识，而且也要有勇气。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时代看历史，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和东汉中兴之主刘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两位君主了；他把刘裕跟他们相比拟，可以看出他对东晋灭亡的毫不惋惜和对刘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之情。他似乎认识到，晋宋更迭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而他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是从另一个方面予以强调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21]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这大概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许多个“文化”概念中的一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魏孝文帝称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识。
3.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帝王略论》从多方面评论历代君主的贤愚、明昏，根本的一条，是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虞世南论秦始皇和秦朝的历史，既注重于政策的当否，又涉及有关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揽的面是很宽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并吞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何为一身几殒，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22]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贻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教化”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23]；以及唐太宗与群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24]，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评论的是历史，但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某种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故班氏《王命论》云……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25]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
4.重人事而斥天命。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论述历史事件或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天命”的束缚，这种束缚的程度，自然因人而异。不过，也确有少数史学家是不大相信“天命”的，甚至对“天命”进行指斥。从总的倾向来看，《帝王略论》是属于后一种情形。它关于宋文帝的评价，是涉及对于“天命”的态度的：
公子曰：宋文宽仁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制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26]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诫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覆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柔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盖人事也。惟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27]
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事”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讲得很具体，很切实，即教育的作用。《帝王略论》着重于论，但它在这里，也从史实上概括了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原因。这对最高的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当然，作者对待“天命”，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有时，他还相信“冥数”的存在[28]，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5.儒、佛、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虞世南在《帝王略论》中，还涉及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评论，从佚文来看，其中关于论儒、佛、道相互关系的看法，反映了作者的儒、佛、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关于儒与释的关系，他是这样讲的：
公子曰：梁武帝夷凶翦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余载，盖有文武之道焉。至于留心释典，桑门比行，以万乘之君为匹夫之善，薰莸不验，危亡已及，岂其道非邪，何福谦之无效也？
先生曰：夫释教者，盖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于方寸之内，超于有无之表，尘累既尽，攀缘已息，然后入于解脱之门。至于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29]
这里提出的一个看法，是把佛教的“六波罗密”与儒家宣扬的“五常”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文化意识，一方面固然是东汉以来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化外来思想方面的能力，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色。虞世南不认为君主笃信佛教是可以非议的，但他强调人君修道应当“以弘济为怀，仁恕为体”，否则，“区区一介之善，亦何取焉”？这跟上文所引的“人君之度量”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讲到释、道二教的社会作用时，虞世南把它们跟“王化”“舆俗”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
公子曰：其（按：指周武帝）毁灭二教，是耶非耶？
先生曰：非也。
公子曰：请闻其说。
先生曰：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于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玄牝常存，长生久视，腾龙驾鹤，区冲之教也。至于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于王化，无乖于舆俗。今以众僧犯律，道士违经，便谓其教可弃，其言可绝，奚异责梼杌而废尧，怨有穷而黜禹，见瓠子之泛滥远塞河源，睹昆岳之方阳遽投金燧？曾不知润下之德为利已远，变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观海，局于所见轮回长夜之迷、自贻沉溺之苦。疑误学者，良可痛焉！[30]
从这一段议论中，可以看出虞世南对于释、道二教在精神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即所谓“有益于王化，无乖于舆俗”。因为它们所起的作用很大，所以不应以“众僧犯律，道士违经”为由而毁灭它们；那些毁灭释、道的人，就跟井底之蛙一样，眼光狭小，是很可悲的。如果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虞世南简直是在进行说教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学者。他是从儒、释、道各自所宣扬的最高境界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对它们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冲突就采取了斥责的态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化意识，表明佛学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史学中来了。虞世南的上述看法，对于了解整个唐代史学跟佛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帝王略论》残卷和佚文还涉及对其他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的“为君之道”来看，或者从当时的时代特点来看，《帝王略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一些具体论点上，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具有鲜明的历史启发作用。这些，对于研究历史和研究史学的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对王重民先生的看法未敢苟同。王先生说：“是书文辞肤浅，诚为初学而作；然若以此疑非出于虞氏手，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依我的浅见，此书文辞固不深奥，但它讨论的问题却重在“治乱之迹，贤愚二贯”，使人认识到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因此，似不便把通俗说成“肤浅”；也不能把讨论皇朝成败、人君贤愚这样重要的问题视为“为初学而作”。至于说“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以《兔园册》作为旁证来证明《帝王略论》的“肤浅”，也是有问题的。《兔园册》是否为虞世南所作，王国维早已提出怀疑，认为“世南入唐，太宗引为记室，即与房元龄对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书”[31]。王氏所疑，是有根据的。另据《困学纪闻》所云，《兔园册府》乃“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李恽为太宗第七子，贞观十年（636年）封蒋王[32]，时虞世南为秘书监，且已79岁高龄，绝无为是书之理。王国维考证此书写成当在蒋王为安州都督任上，亦可证此书与虞氏毫无关系。《兔园册府》后来成为一部流传很广的通俗读物[33]，故有人嫁名于虞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此外，我以为《帝王略论》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的历史评论著作。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评论，有长久的传统和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这是一种很突出的历史评论形式。而司马迁的于叙事中寓论断的方法，则是历史评论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同时，先秦时期以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有不少历史评论的专篇。但作为历史评论的专书，在唐代以前却不多见，而作为贯穿古今的历史评论专书则寥若晨星。《帝王略论》很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最早著作。第二，以问答的形式撰写历史评论，这是《帝王略论》的一个创造。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就有较多采用问对形式进行表述的，如《论语》，如《孟子》。在一些较早的史书中，也有在一些篇章里把问对写得十分精彩的，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如“前四史”等。但运用问答的形式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评论著作，《帝王略论》实属首创。如前所述，它的每一首史论都由“公子曰”“先生曰”这样一问一答构成，有的多至三问三答。这种形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容易把问题提得明确，便于理解；二是生动活泼，以利流传。盛唐时期赵蕤撰《长短经》和中唐时期马总撰《通历》，部分或全部采用《帝王略论》中的评论，绝非偶然。《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法上有广泛的运用，我已另有专文评论，此不赘述。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要之，《帝王略论》不独是唐初史论的杰作，就是在整个唐代史论中，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原载《华北石油教育学院学刊》1987年第2～3期合刊，收入本书时，吸收了1987年第3期《书品》所载拙文《从〈唐文拾遗〉说到〈帝王略论〉》之部分内容，并有较大的修改。
[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0页。
[4] 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6页。
[5] 分别见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之仪注类、杂家类、类书类、别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1、1563、1597页。
[6] 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70～476页、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6～1407页。
[7]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史部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8] 阮元：《揅经室外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210页。
[9] 见马总：《通历》卷首，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10] 以上均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帝王略论”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7页。以下引此，不另注。
[11] 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67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十六《杂说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3页。
[13] 赵蕤：《长短经》，见顾修：《读画斋丛书》己集，书名题为《儒门经济长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 陆心源：《唐文拾遗》卷13辑为39首，然其中有5首（即论南朝宋武帝、梁武帝、陈后主、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等）提行不妥，应予以合并，实为34首。
[15] 这58首论所评论的人物是：夏禹、太康、成汤、伊尹与傅说、桀与纣、周文王、武王、周公、宣王、幽王与厉王、平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与景帝、武帝、昭帝、昌邑王、宣帝（以上见敦煌本残卷）、元帝、王莽、光武帝、汉祖与光武之臣、桓帝与灵帝、三国君主（以上见《长短经》）、晋宣帝、景文帝、武帝、惠帝、元帝、明帝、孝武帝、桓玄、宋高祖、文帝、孝武帝与明帝、齐高帝与武帝、明帝、宋齐废主、梁武帝、元帝、陈高祖、文帝与宣帝、后主、魏道武帝、太祖与太武、献文帝、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齐神武帝、文宣帝、武成帝、后主、宇文泰、宇文护、周武帝、宣帝、隋文帝（均见《通历》）。以上，除十六国外，对各朝君主均有所评论。
[16]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17]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18] 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所引，读画斋丛书本。按：赵蕤在征引时，将“公子曰”改为“或曰”，“先生曰”改为“虞世南曰”，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故不书“世”。下同。
[19] 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所引，读画斋丛书本。
[20]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21] 见马总：《通历》卷八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22] 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一。
[23] 参见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24]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25] 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二。
[26]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27]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28] 见马总：《通历》卷七之末“先生曰”，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9]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30]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31] 《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此文亦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5页。
[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60页。
[33]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诙谐所累”条：“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刘岳传》：“《兔子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