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汉书》学[1]

人们都非常熟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被称为“汉圣”，足见其研究《汉书》功力之深。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3]。由此亦可证明杨汪学术之精深。炀帝时期有位光禄大夫于仲文，曾任“右翊卫大将军，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30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上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4]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音义）》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王仲通，《隋书》无传。《隋书·韩擒虎传》记：王仲通，朱崖人。其兄王万昌于隋文帝仁寿初“作乱”，旋败；俄而“仲通复叛”，亦被“讨平”。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唐高祖时，曾任廉州刺史与鄂州刺史的颜游秦撰《汉书决疑》一书，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颜游秦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叔父，所撰《汉书决疑》12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颜师古既受叔父启迪，乃继承家学，钻研《汉书》及前人研究《汉书》成果，终于成为唐初《汉书》学的一代宗师，且对后世《汉书》学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5]。颜师古的注《汉书》，用力至深，“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6]，极为恰当。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发展，在当时是有广泛的基础的。萧、包门人数千，颜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齐名，皆致力于《汉书》学。这些，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人热衷此道。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又是得到当时某些统治人物的重视和支持的。杨汪任国子祭酒，隋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萧、包讲学，门生以千数，没有统治集团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出现的。颜师古注《汉书》，更是当朝太子支持的；注成之后，又得到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赏识。敬播注《汉书》，则是在唐太宗的重要辅臣房玄龄的具体指示之下进行的[8]。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是十分重视《汉书》研究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对《汉书》这样感兴趣？《汉书》学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并成为显学，而《史记》却“传者甚微”？唐初的历史家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作了回答的。他们认为：

（司马）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9]

《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王命论》的“汉德承尧”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把刘氏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可见，唐人是窥见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要点在于：它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需要和产物。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一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皇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以体现“汉绍尧运”。这就未免太荒谬了！班固的这个主旨，正是迎合了封建皇帝“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反之，若是按照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写法，岂非每一个新的皇朝的历史都得“编于百王之末”了。这是历代封建皇帝所不肯甘心的。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即《史记》《汉书》《汉纪》）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际，《史》《汉》的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即便在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笔下，亦不例外。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史记》为体不当，撰述烦琐，“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10]。在他看来，《史记》是不足取的。可是刘知幾对于《汉书》的评论却完全是另一种口气，他写道：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1]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刘知幾对隋唐之际《汉书》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一个理论上的总结。

今天，我们是把《史》《汉》并提，马、班同列的。作为著名的史书，它们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古代史学大师，他们也都有本身的长处。但班固那种反对把本朝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历史学观点，是应当摒弃的。

[1] 原载《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

[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刘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1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页。

[4]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包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6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5657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记；“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页）

[9]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957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