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是唐初的著名史学家。他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

一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人。他的远祖令狐迈在西汉为建威将军，时值王莽擅政，令狐迈“不为王莽屈，其子（令狐）称避地河右”[2]。到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时，令狐家族已经成了“世为西土冠冕”，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

令狐德棻的父亲令狐熙，字长熙，《隋书·令狐熙传》称他“性严重，有雅量”，“博览群书，尤明《三礼》，善骑射，颇知音律”，是个有多方面修养的士族知识分子。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令狐德棻诞生在这样一个“先居敦煌，代为右族”[3]的士族家庭。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对他后来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狐熙有四子，德棻为少，但却最有成就。

青年时期的令狐德棻勤奋好学，“博涉经史，早知名”。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曾经得到一次入仕的机会。但是，他却“以世乱不就职”。可见令狐德棻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政治主见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35岁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而且“甚见亲待”，很受李渊的重视。武德五年（622年），他又当了秘书丞。这期间，他做了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

在唐皇朝建立不久、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的这个建议，对唐初文化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建议经唐高祖李渊批准后实施，具体做法是：“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4]因此，“数年间，群书毕备”[5]。其后，魏徵、颜师古又继续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贞观二年（628年），秘书监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6]。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7]。他们把令狐德棻所做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所有这些，对于唐初大规模的修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撰述工作来说，都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同时，这也是唐代文化获得多方面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所做的建设性的工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赞云：

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前人已十分重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的见识和贡献。

二

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旧唐书》作者认为：“武德已（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8]《新唐书》本传亦称：唐初“修撰之原，自德棻发之”[9]。这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然而，历来治史学史者，对于令狐德棻在史学史上的这一重要作用，不曾给以应有的重视，因而也不曾给以恰当的评价。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38岁的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如下建议：

窃见近代已（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10]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的重要性；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周、隋二史的必要性；其中也还讲到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有理有据；对于唐皇朝来说，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紧迫的。因此，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祁，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成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11]

在令狐德棻的促成之下所产生的这道修史诏书，指出了史职的重要和修史的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李渊在诏书中还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是，这次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能就而罢。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仍然主编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看到，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不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四是“众议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奖励。

此后十年，令狐德棻在仕途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转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承乾官属。贞观十七年（643年），承乾谋反事败露，其一部分官属被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12]，令狐德棻亦随例除名。次年，他被起用为雅州刺史[13]，不久又坐事免。这时，他已经是一个62岁的人了。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令狐德棻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发挥他的史学才能呢？

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二月，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说：《晋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遐想寂寥，深为叹息。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14]。唐太宗重修《晋书》的决定，使令狐德棻得到一个重新回到史学事业上来的良好机会。在房玄龄的推荐下，他被唐太宗批准参加重修《晋书》的工作。

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旧唐书》本传说：“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新唐书》本传也认为：“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这里说的同修18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15]。令狐德棻能够被“推为首”，足见他是一位才能突出、很有声望的史学家。他对于制定《晋书》的体制和类例，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两《唐书》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历来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晋书》的撰写体例是敬播制定的。《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载：“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新唐书·敬播传》也说“（敬播）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1974年版）“出版说明”亦主此说，认为“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这两种说法，离则两伤，合则两全，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晋书》体例首先是由敬播提出的，而最后是由令狐德棻“取决”“诹定”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晋书》，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刘知幾及后来一些史家，对新修《晋书》有不少批评，但是《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洽”[16]，还是有它的长处的。《晋书》在体例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于纪、传之外，另创载记，分记十六国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十载记，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南以北为索虏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17]。这跟取决体制、诹定类例的令狐德棻自然有极大的关系。

令狐德棻在史学工作上是很有组织才能的。如前所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他除主编周史，还“总知类会”其他诸史；重修《晋书》，他被“推为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事实上的主编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曾热情地支持和具体地帮助了李延寿个人撰著《南史》《北史》的工作，反映了他爱惜史才、奖掖后进的精神。李延寿为了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以十六年工夫，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二史后，写道：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因遍谘宰相，乃上表。[18]

当时，令狐德棻担任国子祭酒、监修国史。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赞助、支持、检阅、详正和推荐，大师、延寿父子的愿望和心血才没有付之东流。《南史》《北史》的修成且成为封建社会“正史”而流传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劳的。

三

唐初所修八史中，令狐德棻主编《周书》。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命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共修周史，未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命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同修周史；而“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

岑文本和崔仁师是令狐德棻的两位得力助手。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贞观年间，他自秘书郎做到中书令，深为太宗所器重。史书说他“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做中书舍人时，“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19]。他参加撰写周史，史论多出于其手笔。

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市东）人。武德初年入仕。武德五年（622年），陈叔达认为他“才堪史职”，推荐他参与修撰梁、魏等史。崔仁师思路敏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做度支郎中时，“尝奏支度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黄门侍郎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太宗大奇之”[20]。后来他做到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崔仁师参加撰述周史，自然也是令狐德棻的一个很好的助手。

关于北周的历史，在唐以前已经有人着手撰写过。刘知幾说：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21]

但是刘知幾的这一段话，多少是有点问题的。柳虬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任秘书丞。此前，“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而“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后来，他担任中书侍郎，“修起居注，仍领丞事”[22]。柳虬卒于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其生前所撰起居注或国史系西魏史事。刘知幾既是说“宇文周史”，却又说“（西魏）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云云，这就前后相乖了。因此，牛弘当是撰述宇文周史的第一人。他在北周时，曾任“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23]。这是他接触周史的开始。入隋以后，牛弘官至吏部尚书，从他重视历史典籍的主张来看，他“追撰”周史是很自然的事情。《隋书·经籍志》于“正史类”著录：“《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书牛弘撰。”这可能是他在过去撰写北周起居注的基础上，改撰纪传体周史的尝试。可惜的是，这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而且还有相互“抵忤”之处。

令狐德棻等撰写《周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周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的。

《周书》的断限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唐初，关于叙述北朝史事的著作，已有北齐魏收的《魏书》130卷和隋魏澹的《魏书》92卷，前者以东魏为正统，西魏为僭伪，后者则相反。令狐德棻或许是考虑到魏澹的《魏书》书西魏事不尽满意；或者是考虑到北周上承于西魏，隋上承于北周，唐又上承于隋，有必要强调这个“正统”关系；或者是上述两个原因都有。因此，他们在《周书·文帝纪》里，详细地记述了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所以从《周书》断限来看，它实际上是包揽了西魏、北周二朝史事。这在当时看来，特别是在魏澹《魏书》还存在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意义，而且有失于断限不当之嫌。但是到了刘知幾时期，《周书》断限的这一特点，已显出其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今世称魏史者，犹以（魏）收本为主焉”[24]。降至北宋仁宗时修《崇文总目》，魏澹《魏书》已佚，只剩帝纪一卷。这样，《周书》所述西魏史事乃成为后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了。不论令狐德棻在《周书》断限上出于何种考虑，它在史学上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周书》所记史事在范围上也是很广阔的。其所记内容不仅关系东魏、北齐，而且兼及南朝梁、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还有，当时有些重大史事，其他南、北诸史不载，而《周书》则详述之。如梁朝宗室岳阳王萧詧脱离梁政权，于江陵建立后梁政权（555—587年），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共历三帝、统治33年，后灭于隋。《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詧传》则详细地记述了这一重要史事。清人赵翼认为：

《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棻，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棻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按：即北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北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25]

赵翼对令狐德棻及其主编的《周书》的评价，大抵是符合事实的。当然，他也批评了《周书》在书法上的回护、阙书、蛇足等不足之处；不过，这些缺点并不掩盖《周书》的上述成就。

《周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尤其值得重视的。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北齐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魏书》《周书》《北齐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里所记鲜卑族史事加以比较的活，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不断加深了封建化。《周书》正是这个伟大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之一。

《周书》是有缺点的。它除了在书法上有不足之处外，在撰述思想上也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在对待农民起义上，跟一般封建史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把农民起义、农民暴动诬为“寇乱”。其次，《周书》也跟其他“正史”一样，对许多（不是全部）帝王将相竭力粉饰。这本是大多数封建史家的共同之处，但《周书》在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上似也有其独特的地方，这就是它对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过分地进行美化。唐初所修五代史都有这个特点，而《周书》尤为突出。例如：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杲，在北周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立为专传。另一名宰相萧瑀的祖父萧詧，本做的是傀儡皇帝，《周书》本传却赞美他“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令狐德棻在《周书·令狐整传》里，对其祖父亦颇置溢美之词。他借宇文泰之口称赞令狐整“积善余庆，世济其美”，“立身敦教，可以范人”。又记他治理丰州时：“数月之间，化洽州府”，“奖励抚导，迁者如归”，实在是夸大其词，不近情理。还有，唐初门阀观念甚深，这在《周书》中亦有所反映。《周书》在介绍北周军事制度时，讲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认为“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26]。这种门阀观念，在作者来说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令狐德棻是“敦煌右姓”的后裔，所以他在讲到撰修周、隋二史时，就反复强调唐家天子“既受禅于隋，复承周世历数，国家二祖（按指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昞）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他以此作为必须抓紧撰修前代历史的根据之一，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李渊对其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的荣耀家世，总是津津乐道的。

令狐德棻提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云云，自然受到李渊的赏识。其实，令狐德棻又何尝不想借修史来显示一下他的“敦煌右姓”的家世呢？！《周书·令狐整传》称令狐家族“世为西土冠冕”，《隋书·令狐煦传》又说令狐家族“代为西州豪右”，都不是偶然的。这种庸俗的世风，承魏晋门阀观念之余绪，在唐初仍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特别去苛求《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

四

令狐德棻是一位有漫长的著作生涯的历史学家。他对唐初史学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远见和史学才能方面，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大量的著述工作方面。他一生致力于皇家撰述工作（主要是历史撰述工作）凡40余年，而“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可以这样说：凡唐初的重大历史著述活动，都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心血。

令狐德棻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主编《周书》，负责重修《晋书》的具体工作，已如上文所述。下面列举的，是他的另外一些著述活动。

1.参与修撰《艺文类聚》。《旧唐书》本传说：“（武德）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27]《艺文类聚》100卷，武德七年（624年）九月由欧阳询奏上[28]。它是中国历史上编辑时间较早的大型类书之一，其引用古籍达1430余种，可见撰述者的博洽。

2.参与修撰《大唐仪礼》。《旧唐书》本传载：“（贞观）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据《新唐书·艺文志二·仪注类》著录：“《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贞观十一年上之。”令狐德棻参与修撰的《新礼》就是《大唐仪礼》。

3.参与修撰《氏族志》。《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29]。

4.参与撰定律令。《旧唐书》本传云：永徽元年（650年）“受诏撰定律令”。《新唐书·艺文志二·刑法类》有令狐德棻奉诏参与撰定《留本司行格》18卷的著录，并详载是书于永徽三年（652年）奏上。

5.参与修撰《五代史志》。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撰成后，唐太宗又命于志宁、李淳风等撰写《五代史志》。然唐太宗在世时，此书未成。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以令狐德棻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这时，他在唐初史坛上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五代史志》一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由太尉长孙无忌奏上。令狐德棻对促成此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6.参与修撰《贞观实录》。《旧唐书》本传载：永徽四年（653年），德棻“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考唐初修撰贞观朝实录，先后有两次。一次在贞观十七年（643年），由房玄龄主持修成20卷，始贞观元年（627年），迄贞观十四年（640年）。另一次是永徽元年（650年），由长孙无忌主持修成20卷，起贞观十五年（641年），止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于永徽四年（653年）奏上。令狐德棻参与了后一次修撰工作，上文所引“贞观十三年以后”，当是“贞观十五年以后”之误。

7.参与撰写武德、贞观二朝国史。显庆元年（656年）七月三日，令狐德棻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30]。同修者有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李义府、刘允（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关于这部“国史”，刘知幾评论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656年），令狐德棻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31]。据此可以明确：第一，《唐会要》所说的“八十一卷”，当是“八十卷”之误；第二，这是一部纪传体国史。《旧唐书》本传不载德棻参与修撰国史的事，是一大疏忽。

8.参与修撰《高宗实录》。《旧唐书》本传说：德棻“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新唐书·艺文志二·实录类》著录：“《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可见刘、吴所撰之《高宗后修实录》是《高宗实录》的续作。关于后者，《唐会要》有详细记载：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32]。《会要》于撰人中不载德棻，然据上引《旧传》《新志》所载，德棻参与修撰是毫无疑义的。《新志》谓“止乾封”，似不确；因为德棻已于龙朔二年（662年）致仕，并在4年后即乾封元年（666年）去世。故《高宗实录》下限，当以《会要》所记止于显庆三年（658年）为是[33]；其卷帙各书所记不尽相同，无从深考。

9.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令狐德棻还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家传》1卷，以及《令狐德棻集》30卷，多已遗佚，仅存五言诗一首，收在《全唐诗》里[34]。

令狐德棻从武德五年（622年）受诏撰《艺文类聚》及周史起，至龙朔二年（662年）致仕止，整整40年中，“国家凡有撰述，无不参与”。他直接参与的著作在900卷以上，这是多么难得呵！而尤其可贵的是，他“暮年尤勤于著述”。许多重要著作，如《晋书》《五代史志》《贞观实录》《武德贞观两朝史》《高宗实录》等，都是他在60至80岁参与修撰的。

“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令狐德棻的这两句诗，多少反映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情怀和他对于历史著述的热忱。他在史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71岁的令狐德棻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这对于他无疑是很高的荣誉。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已经80岁了，他请求致仕并得到了批准。4年后，即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这位勤奋的、有作为的史学家在自己的家里停止了呼吸，终年84岁。

令狐德棻的政治见解是矛盾的、复杂的，其保守方面和进步方面都表现得很鲜明。他在向唐高祖李渊提出修撰前代历史的建议中，津津乐道于宇文周的历史，透露了他一方面寄希望于李唐皇朝的未来，另一方面也还沉湎于北周政权的过去。这跟他的身世自然有直接的关系。令狐德棻主张最高统治者采用“王道”这一统治方术，他认为：

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以）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35]。

在他看来，历史上有过四种政治局面，一是王道，二是霸道，三是王道、霸道“杂而行之”，四是“王、霸俱失”，什么方术都没有。他希望唐高宗能够推行“王道”。他还对唐高宗说过这样的话：“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真正的“王道”在历史上是不曾实行过的，恐怕“古道”也不像他讲的那么美好；但是，他希望统治者“清其心，简其事”“薄赋敛，少征役”的政治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贞观后期政治的批评。令狐德棻在回答唐高宗提出的“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的问题时，说道：“《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这些话，恐怕就是针对高宗永徽年间关于皇后废立纠纷而说的。这些事实说明，令狐德棻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作为一个史学家，令狐德棻对唐初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评价令狐德棻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仅仅依据他主编的《周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探究其在唐初的史学发展中的各方面的活动，研讨他跟那些同时代的史家们的关系，发现他比他们有哪些高明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令狐德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理由把他视为唐代史学的开山。

[1] 原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后经修改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2]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54页。

[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6页。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

[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2页。

[5]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43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据《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在文字上作了几处订正；又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

[1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49页。

[13]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作雍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14]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5]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8人中有赵弘智而无卢承基。

[16]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1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铅印本，第79页。

[18]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4页。

[19] 以上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岑文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36页。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四《崔仁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0页。

[21]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69页。

[22]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23]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7页。

[24]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65～366页。

[25]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周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2页。

[26]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72页。按：《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史论一》载，《周书·八柱国传·论》系魏徵所撰；而《旧唐书·魏徵传》只记魏徵撰《隋书》序、论及梁、陈、齐三书总论，未记其撰《周书》史论事。

[2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9页。

[28]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51页。

[29]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3页。《旧唐书》卷七十三记令狐德棻任礼部侍郎事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此稍有出入。

[30]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3页。

[31]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3页。

[32]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3页。

[33] 参见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34] 参见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9～450页。

[3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