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一般说来，人们的历史知识越丰富，其历史意识也越深刻。特殊地说，人们的政治才能、哲学思维和社会阅历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历史意识的深刻的程度。

在文明时代，人们获得历史知识从而认识历史的途径很多，而通过史学获得历史知识从而认识历史则是最重要的途径。换句话说，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南朝有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5—约532年）写了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他在《文心雕龙》中写了一篇《史传》，把史传作为一种文体看待而加以评论。这里说的“史”，是指《尚书》《史记》《汉书》等史书；“传”，是指解释《春秋经》的书，如《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把解释经书的书称为“传”，这是沿用了经学家的说法，即所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把“三传”都看作是解释《春秋》的书，也是经学家的传统看法。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公羊传》和《穀梁传》确是解释《春秋》的书，而《左传》却是独立的史书。刘勰所谓“史传”，正是沿用了习惯上的说法，而《史传》篇所评论的其实就是史书。

《文心雕龙·史传》篇一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1]意思是说：开天辟地时人们处在蒙昧状态，距今年代悠远，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古代的情况，那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才做到的啊！

这里，刘勰提出了一个看来很简单其实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历史一旦成为过去，而且经过了久远的年代，人们怎么去了解它、认识它呢？这就要依据历代史籍的记载。简单说来，史籍是人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途径。这当然要有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而尤其要有史书的产生和发展。否则前人的历史，绝大部分都将被后人所“遗忘”。一个忘记了自身历史的社会和民族，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刘勰提出这个论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古代，人们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往往都称之为“史”，这就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可以不通过史学的桥梁而直接达到。就是在现代社会，“历史”这个词因其有多种含义，也容易被人们所误解、误用，以至于也会把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同人们书写出来的“历史”混淆起来，同样会忽视史学的这种桥梁作用。如果仅仅强调重视历史而不强调重视史学，就会使强调历史陷于空谈，就难得真正提高人们认识历史的能力和水平，难得使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走向深化，走向更高的层次。1500年前，刘勰明确地提出了“载籍”在人们“居今识古”中的重要作用，便包含了把历史同史学区别开来的认识，因而在说明史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上，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他的这一认识，经唐太宗和刘知幾的进一步阐述而得到新的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极负盛名的一代明君（627—649年在位）。他的文治、武功，他的政治风范所产生的作用，对开创持续百余年的盛唐局面有重大的影响。盛唐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史学家也都要刮目相看。唐太宗是一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君主，在他在位的23年中始终对史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的数百个皇帝中，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匹的。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诏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意思是说，不出居室；可以深知千年以上之事；仪态妆束，可以想见九皇的表率。可见，因有右史记言，这些古代的事情才不至于堙没；因有左史记事，才使人感到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发挥文字的性能，通达典籍的起源：真了不起啊，这都是史书所起的作用。

这里，唐太宗把刘勰说的“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论点，发挥得很具体、很深入了。第一，他除了讲到史籍，还首先讲到了史官，肯定了史官的作用。第二，他赞叹史书的作用，还认为它发挥了文字的性能，成为“书契”的起源。唐太宗的这些认识，既反映出他的历史意识，也反映了他的史学意识，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史学占有重要的位置，绝不是偶然的。本书以下各章，我们还会具体地讲到唐太宗同史学的关系。

在唐太宗之后，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在论述史官制度和史官作用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如历来“世无竹帛，时阙史官”，那么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坟土未干”，就“善恶不分，妍媸永灭”了。他进而写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其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这里，刘知幾把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作用阐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他除了讲到史宫、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外，还着重讲到了“后之学者”在“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即读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审美情趣。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说到“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到所谓“思齐”和“内自省”，这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超出了他自己所说的“劝善惩恶"的范围了。

从刘勰、唐太宗到刘知幾所论，是分别从文学批评家、政治家、史学批评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即史学的功用问题。仔细分析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刘勰、唐太宗、刘知幾等人从理论上提出来的这个论点，其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人们的史学活动，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史学本身来说，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书是主体认识历史的社会表现形态。因此，史家和史书在史学中又处于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历来对史官、史家有很高的要求，有作为的史官、史家大都也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很重视自身的修养。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主要有两条标准，一条是知识、见解，另一条是品德修养。这种知识和见解的要求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4]所谓“博闻强识”，是知识上的要求；所谓“疏通知远”，是见识上的要求。史官对于天文、地理、人事等各方面知识都应融会贯通，善于运用。对史官在品德修养上的要求，自从春秋末年孔子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此后历代都把“秉笔直书”作为这一要求的基本标准。唐高宗时，曾专就慎选史官问题下达一篇《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要求大臣认真选择“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5]之士担任史职。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史官的品德修养。

关于史家修养问题，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全面的认识。这是他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阐述的：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6]

这里说的“史学”，指的是史家的知识，不只是各方面的文献知识，也包括了某些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说的“史识”，是强调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但顾名思义，当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而“直书”正是这种见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说的“史才”，指的是史家的能力，主要是对文献驾驭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品藻》《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都是关于史家之历史见识的；其他许多篇，是论述史家的能力的。刘知幾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且采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三者相互间的关系，这在中国史学上还是第一次。史家修养的标准，是从史学活动中概括出来并加以提高而形成的，它不应脱离史学活动的历史和现状，成为高不可攀的、纯粹的理想境地。刘知幾说“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一则说明他不轻许于人，这是他恪守原则的方面，应当肯定；二则也说明他对于前人难免有过于严苛的地方，以至于对前人很少有从才、学、识三个方面作综合评价的。尽管如此，才、学、识的提出，把史家修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史家的主体意识由此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史学的范围。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8年）就这样说过：“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7]

刘知幾论史家修养，是着重于从史学自身说的。关于史家修养，还有一种认识，是着重于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来说的。宋人曾巩（1019—1083年）指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8]这里提出的明、道、智、文等四个方面的标准，主要是从“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的认识提出来的。刘知幾论史家修养，大致反映出了史学活动的内在联系，即史家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过程：“史学”是认识的基础，“史识”是认识的水平，“史才”是关于史事、人物的编纂和文字表述。这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修养。曾巩提出的明、道、智、文，分别落脚于理、用、意、情而最终归结为用，则不能反映史学活动的过程；他把史学仅仅看作是“明夫治天下之道”，虽然强调了史学与“治天下”的关系，但这个认识毕竟是不全面的，比起刘知幾说的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要狭窄得多。此外，曾巩说的史家所阐述的“道”（道理、认识）“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完全合理的一面。所谓合理的一面，是史家撰写历史，应当具有时代意识，即如何从历史上来说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这样理解“适天下之用”，当然是可以的。所谓不完全合理的一面，是因为史家撰写历史，首先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把过往的历史讲清楚；史家所阐述的“道”，也必须是就历史事实而发，其中有些自会对现实有所启迪，即“适天下之用”，有些就未必具有这种作用，这是很显然的。倘若一定要史家所阐述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那无疑是要史家按照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去解释历史，从而导致改变历史的真相，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史学之所以能够对现实有“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史学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得到智慧，而不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总之，曾巩提出的关于史家修养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无法跟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比。

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对史家修养的认识也随之发展，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有理性的色彩。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义》评论文史而以评论史学为主，实则也是论文史学家的修养而以论史家修养为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论有很多论述，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它。章学诚论才、学、识的关系，认为学是基础，才与识都应以学为前提，而识又是最可贵的。他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9]这几句话，把才与学、学与识、识与才三层关系都讲到了；通过以“不学”“无识”“不才”的反衬，把才、学、识之间不可割裂开来看待的密切联系，讲得更透彻了。章学诚对才、学、识三者关系的认识，具有更鲜明的辩证思维的色彩。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注重学的人，一定都具有识与才；识是思想的锤炼，才是气质的培养，学的积累应包含这两方面的自觉的创造，才可能兼具才、学、识。他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10]这就是说，学的过程，必须自觉地在“凝心”“养气”上下功夫，以达到“炼识”“成才”的境地，这也才是真正的学，于是才、学、识也就贯通起来了。章学诚是在论述“文德”时作这种分析的，联系上文袁枚所论，可见“史家三长”对文人和诗人的修养都有相通之处。章学诚对才、学、识论的更重要的发展，是他提出了以“史德”来补充、丰富才、学、识的内涵，认为这才是“良史之史、学、识”。他在《文史通义》中着意撰了《史德》一文，指出，不应把才、学、识简单地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还应有更深层次的要求，才可成为“良史”。这个更深层次的要求就是“史德”。章学诚在《史德》篇写道：“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1]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刘知幾的才、学、识论多少有些误解。误解之一，刘知幾并没有把才、学、识概括为“辞采”“记诵”“击断”。刘知幾重视史书的体裁、体例，也是才的内容之一；他重视史家的采撰，即对于文献的鉴别和运用，当是学的要求之一；他说的识，更着意于“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并不止限于鉴识，尤其不限于“击断”。误解之二，关于“著书者之心术”，刘知幾在《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中已有所触及，但却没有提出“史德”这个概念或范畴。指出这种误解，有助于我们考察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家修养问题认识上的联系与区别，也更可以阐明章学诚在发展才、学、识论上的贡献。毋庸置疑，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这个范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是强调真正的史识不应不讲求史德。在他看来，德、识是一致的：无德不足以言识，而德也必须通过识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他把“德”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那么什么是“心术”呢？章学诚从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的关系来说明“心术”的含义，他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这里所说的“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他说的“人”，即指史家的主观认识。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对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章学诚并不否认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存在一致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只有孔子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史家只要有“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认识并努力这样去做，也可以称得上是懂得了“著述者之心术”的重要了。那么史家怎样按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呢？他提出史家应努力于“气贵于平”“情贵于正”这两条标准，即努力于不要“因事生感”而造成“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12]的心态。章学诚也并不否认史家主体的作用，他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强调史家的“为史之意”与“别识心裁”，即撰史旨趣与独立见解，而在这里强调史家的“气平”“情正”，是从两个方面看到了这种主体作用。这就把史家修养中历来重视的求真精神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阐说。但是，章学诚把“心术”——“史德”的获得主要视为一种内省的功夫，即“心术贵于养也”“贵平日有所养也”，而没有看到这种“心术”“史德”的形成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受到社会的检验和确认，这是他论“史德”的缺陷和局限。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人们认识历史中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从坚持秉笔直书出发，达到了“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认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虽未能达到对于这种关系的科学认识，但已包含了若干真理的成分。章学诚关于“心术”——“史德”的论述，是古代史家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最高的认识上的成就。

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史书也有很高的要求，有评论史书的丰富言论和思想遗产。如果把人们对有关史书的评论文字汇辑起来，足以编成一部部大书，我们见到的《历代名家评史记》[13]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书。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人们从各个方面对史书提出的要求。就具体的评论来说，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评论，在反映人们对史书的要求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段言论。班固这样写道：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4]

这一段论评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对《史记》所根据的文献、所记史事的时限、作者知识的广博和作史的勤奋的评价；这些评价，较多地反映了班氏父子对《史记》及其作者的自然情况的描述。第二，是对《史记》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阐说“大道”（这里是指人们对社会认识的根本性道理）的价值取向、评价历史人物的审美情趣的否定。以上两层意思集中地表明了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第三层意思，是转述了刘向、扬雄等著名学者对《史记》的评论，而涉及作者的鉴识、史文和史书所记的史实，实则包含着评价史书的标准即人们对史书的要求。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可取之处不多，但他们对《史记》自然情况的概括，提出了从史书看待事物的是非标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来判断史书的价值，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史书要求的若干侧面，还是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的。

人们对史书的要求，还反映在对一些普遍性原则的提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和刘知幾的《史通》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它们都强调直书、褒贬和文辞，而后者还突出地强调体裁和体例。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提出了明确的史学批评的标准，更加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史书的要求。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5]

这一段话，说明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在史书中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什么是“事实”？吴缜给它做了这样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就是“事实”，即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吴缜所说的“事实”，既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史家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所写的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是否得益于刘知幾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即“史家三长”的启发，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根据而作明确的判断，但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是很清楚的。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在理论范畴上，“史家三长”论比事实、褒贬、文采的内涵要丰富得多；而在概念的界定上，吴缜所论比起刘知幾所论要明确得多。吴缜还认为，“事实”之所以重要，不仅可以从它自身来说明，还可以从史家的“为史之意”来说明。史家“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果“事实未明”，不仅“失为史之意"即丢掉了作史的根本，而且褒贬和文采也因失去依托而变得毫无意义了。总结吴缜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如下认识：人们对于史书提出的要求，首先看它是否“事得其实”，其次看它褒贬当否、史文优劣。吴缜的论点也是针对具体的史书提出来的，但他把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普遍性原则上来看待，因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广泛意义。

上文讲到人们重视史家修养时，是强调史识的重要；这里讲人们重视对史书的要求时，是强调事实的重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呢？回答是否定的。从表面上看，吴缜说的“事实”，当属于刘知幾才学识论中史学的范畴，好像同史家修养论重视史识不相一致。从实质上看，章学诚一方面强调史识的重要，另一方面提出以“心术”——“史德”来补充和提高史识的内涵与要求，把“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史家主观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历史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终归还是落脚到“事得其实”上。可见，不论是关于史家修养，还是关于史书要求，真实地记载历史、反映历史，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书是史家即史学主体反映客观历史的社会表现形态；人们为了从史学中获得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不仅对史家修养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同时也对史书撰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们自觉地提出这些标准和要求，都是为了“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即通过史学达到对历史的合理认识的目的。

人们通过史学能够获得哪些关于历史的重要认识呢？